看管囚犯又脏又累，就像一起受罚，为何衙役抢着去做

看管囚犯，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需要跟犯人长期在一起。这样的日子，难免有些辛苦乏味。尤其是清朝的狱卒。他们不仅工作辛苦，待遇地位也非常低。

清朝的时候，狱卒属于监狱里的差役，属于衙役的群体。虽然是个稳定的工作，但狱卒每年的收入最高不过12两白银，最低可能只有二、三两白银之间。

按照清朝时的物价，这笔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日常生计。为防止扰民，清朝规定包括狱卒在内的所有衙役，不允许私自离开衙门。

如果有事要出去，需要得到批准。所以，狱卒们想在外面做一份副业，往往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狱卒的地位并不算高。作为看管监狱人的人，很难得到百姓的亲近。这些人基本又没什么文化，士大夫官员也不屑于跟他们为伍。即便招揽为心腹亲信，也极少有官员愿意把狱卒看成同一身份的人。在科举上，狱卒的子嗣也会受到限制。

可即便这样，清朝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想要担任狱卒。甚至经常出现父子先后担任狱卒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狱卒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更在于狱卒可以依靠自己的位置和身份，敛取大量财货。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是跟清朝，乃至于过去数千年历史中，监狱内部的种种漏洞导致的。过去的时候，很多朝代都没有完整的监狱法律。

虽然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法经》，就有关于监狱法律的记载。清朝的《提牢备考》、《大清律例》中，也有很多关于监狱法律的记载。但它们都分散在不同条款中，经常前后矛盾。

比如说，清朝法律中有明确规定，监狱审理案件时，不能滥用刑罚，并为此推出很多硬性规定。刑罚时，施行人员使用的刑具规格、刑罚的次数，都有严格的限制。

按照清朝法律的规定，地方州县中，如果是自行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能使用夹棍拷问，除非是重大案件中的主犯和相关牵连人员，以及查明证据却不愿意招供的嫌疑犯，可以用夹棍刑讯拷问。

每次使用的时候，对于使用的人员、案件、次数，都要有详细的记载，以备将来的查询。但是，清朝法律中又有另一条规定：“若因公事，干连人犯依法拷讯，邂逅致死或受刑之后因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勿论。”

这条法律的出现，实际上是公开变相允许滥用刑罚。对于狱卒来说，就给了他们更大的活动空间。那些被送进监狱的人，如果想在刑罚过程中活命，贿赂狱卒，就成了一种常用手段。

清朝的法律规定跟实际执行之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按照清朝规定，对于犯人要：“日给仓米一升，寒给絮衣一件。锁枷常洗涤，席荐常铺置，夏备良浆，冬设暖床，疾病给医药。”

如果按照这个规定，犯人其实可以享受不错的待遇。但是，狱卒们为了逼迫犯人交钱，常常会给他们一个污浊不堪，冬凉夏暖的环境。无论是朝廷中央常设的“刑部狱”“御史台狱”等正式监狱，或者是用来监禁临时嫌犯的“班房”。糟糕的环境，让清朝监狱中犯人的死亡率极高。

光绪年间，四川监生陈乐生曾记载，当时四川每年在监牢中死亡的人数达到每年六、七千人，安徽也有三、四千人，全国则有数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犯人不仅面临糟糕的监狱环境，还有不可知的囚禁期。原本有罪关押，无罪释放是正常的道理。可是在清朝的时候，很多犯人的释放期可能被无限拖延。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十七年时，监狱里仍有康熙年间被羁押的人犯没有被释放。这些人的性命，全都攥在狱卒等人手中。

而且，清朝的时候，地方差役的收入，需要由地方官支出。朝廷给知县、知府、总督、巡抚等地方主事官的职权，又是审案刑名一把抓，监狱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权力。

狱卒们自然以官员马首是瞻。即便地方官有心要整治狱卒，往往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地方官要处理事务，很多要依靠这些衙役完成。

狱卒周围，又有讼师、恶霸、地保等人。他们结成一个牢固的利益团体。这些人大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造成了狱卒们在监狱内无法无天。

被送进监狱的人为了保全自己，势必要自保，用贿赂的办法，希望可以逃脱牢狱性命之灾。而狱卒们也靠着法律之外的权力，大肆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