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的“有钱有罪”

前总统金泳三在1993年2月27日首次国务会议上表示，自己和家庭的财产总共17.7822亿韩元。这成了后来狂风大浪般席卷韩国公职社会的财产公开的信号弹。当时，金泳三总统表示：“我的钱包不过是金钱做短暂停留的汽车站。”也就是说，自己即使收取政治资金，也不会装到自己的腰包，而是全部分出去，自己是光明磊落的。这一席话被接受了。尽管公职人员财产公开没有法律依据，遭到强烈的反对，但这成了强行推进的源动力。

我们的财产公开制度，是受美国1978年制定的伦理规定的影响，但却严厉得多。在美国，仅公开自己本人和配偶的财产即可，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连父母和子女的财产都要公开的义务。美国的公职人员也并不需要公开具体准确的金额，公开到一定的范围即可。实际上，去年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夫妇公开的财产为180~700万美元，有些糊里糊涂。

庶民百姓们本来就因为经济不景气，过着紧巴巴的生活。但去年全体高级公职人员中，10人中有7人财产增加。总统府民政首席秘书禹柄宇和国民之党代表安哲秀分别以393亿韩元和1629亿韩元位居公职人员和国会议Y榜首。而韩国银行又恰在此时公布说，去年人均国民收入受汇率影响，6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普通市民们的被剥夺感更强烈了。但是，将特定时期的公职人员的财产和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的增减进行比较，本身是不恰当的。

财产公开以后，公职人员中的富人，好像犯了什么罪一样，缩头缩尾。而那些公职人员中的“穷人”，倒是趾高气扬起来。在法庭上，也许有“无钱有罪，有钱无罪”之说，但在财产公开之时，似乎反了过来。公职人员中，有548人（30.2%）不知为什么心虚，竟拒绝公开父母和子女的财产。不管理由如何，这总让人觉得味道有些不对。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如果认为其拒绝理由可疑，自可令其公开，但这种情况甚是少见。本应该制定更严格的拒绝公开的标准，或严惩瞒报财产之人。但是，伦理委员会的胳膊总是往里拐，这恐怕难以期待。所以，需要有某些特别的对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