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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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04-07 11:28:35 评论(摘要：在贸易带来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独善其身，能够逃离贸易带来的接触与交流。和平还是战争？主导历史走向的不是任何单一的国家意志，而是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不同势力与趋势之间的较量。关键在于，谁能准确把握这一格局及其动向。
文/邓文初（史学博士）
1512年4、5月间，由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战利品看守人发动骚乱，葡萄牙王子的药剂师、药物经纪人多默·皮列士被派往马六甲进行调查，抵达后，皮列士担任经纪行的书记和药物监督人及会计师，每月拿着三万来依的低工资，为此，他没少抱怨。不过，抱怨归抱怨，他还是待到1515年2月才离开马六甲，在此期间，皮列士曾赴爪哇等地购买丁香、茵陈等药物，并“尽我可能做调查研究，跟许多人核实我的事实”。他打算写一部有关东方“各个不同地方称量和度量的书”，比如爪哇的钱币和度量衡之类，以及关于药物及其生长地情况的著作。
绝没想到是，令他青史留名的竟然是《东方志》，一部商业报告、地理观察与航程记录的混合物，而不是他拟议中的专业性著作。他本来没有多高的文化，出身的阶层也并非文学之士，作为药剂师以及药材商人的职业，与当时流行的地理考察、航海探险关系，似乎也不大——事实上，至少在当时人看来，他是没有资格写作这样一部关于东方世界的著作的。
在《东方志》前言中，皮列士说，他将不仅仅谈地域、省份、王国和地区划分及其疆界，还将谈到他们彼此间的贸易。他强调，在这世上，商品通常是纯洁的——教皇保禄二世原来是一名商人，他从来没有以自己的生意人出身为耻；雅典的学者们也常常称赞贸易是一件美妙的事，今天它在全世界进行，特别是在印度洋及东南亚一带，贸易受到高度的重视，甚至，“这里的大君主除贸易外不干别的事”，贸易“是可爱的，必需的和方便的，尽管它带来了各种挫折，这却使它更受重视”。
“这种商品交易如此必要，以至于没有它，这个世界就不能前进，正是它，使王国高尚、百姓强大、城市繁华，产生战争与和平”。
皮列士几乎将贸易提高到历史动力的高度，不仅说它是“可爱的”和“必需的”，是世界前进的力量，同时，还指出它“产生战争与和平”。
为什么贸易会产生“战争与和平”？在向东航行的葡萄牙帆船中，皮列士究竟看到了什么？他试图通过这部书来表达什么？
从红海到印度洋
这部《东方志》有一个副标题，叫“从红海到中国”，显然，他是以当时惯见的海上航行记的方式来编写这部著作的，毕竟，在16世纪初期的西方世界，由欧洲大陆进入东方世界、进入中国陆地的完整记录还很稀少。
当然，皮列士并不是第一个来到东方世界的葡萄牙人，在他之前的1493年，他的国人就已经穿越了好望角与红海，完成了环游地球的伟大地理探险。在西方人梦幻的香料群岛海域，也处处可见葡萄牙人舰队的船帆飘扬。尽管，那时的葡萄牙人还未站稳脚跟，远东世界仍是一片未知领域，他只是步随着那些探险英雄们的尾浪，向东航行的欧洲人中的一员。
当时，所有进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都会发现，他们进入的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复杂的亚洲贸易体系，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涉及广阔地域的多边贸易网络。不过这个网络尽管广阔，但要被它接纳，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其阻力，似乎在这些西方人进入红海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到：守着红海大门的是阿拉伯世界的两大力量——自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覆亡后，阿拉伯世界就成了基督教的死敌——东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边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尽管在16世纪初两者还未正式结成盟友，但奥斯曼帝国苏丹于1507年就给马穆鲁克王朝送去了技工和炮兵，以加强红海海口的防御工事，1508年，奥斯曼帝国新组建的舰队且在孟买附近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中的地图（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果阿之战
为了进入东方世界，掌握被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香料市场，葡萄牙舰队“英雄”阿布奎克（Alfonso·d’ Albuquerque，又译奥布魁克）决定占领印度西岸的果阿（Goa），突破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封锁，在此后写给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他说：
我占领了果阿，这是陛下的要求，也是舰队司令的命令。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已经成立的同盟要把我们赶出印度。如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果阿河集结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完善的舰队已经起航，如果马穆鲁克王朝的舰队按照预期到达的话，那么所有的人肯定都将丧命。
这是事后的说法，但仍显示了阿布奎克的战略眼光——只有控制果阿，葡萄牙人才能在西印度洋站住脚跟，在果阿建立堡垒后，葡萄牙舰艇一方面可以巡航印度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广大海域，同时，也可以控制德干高原和印度的陆上贸易，更关键的是，在葡萄牙舰队强大火力的威慑下，那些原来屈处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如古吉拉特）的君主们，也就不会再摇摆，他们会允许葡萄牙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要塞，以保护他们的主权。所以，果阿的占领，在阿布奎克看来，并不是针对当地任何一个君王，而是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为此，他甚至违背葡萄牙国内大部分人的反对意见，劝说葡王占领果阿（葡萄牙人对果阿的占领直至1961年）。这是个战略性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阿布奎克个人的判断，和他强大的军事指挥能力——他曾先后两次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回果阿，将其守住，并且使国内的反对者缄口。
马六甲之战
1509年9月11日，葡萄牙人罗伯斯·塞魁拉（Sequeira又译塞寇拉）率领一支舰队抵达马六甲，他是第一个抵达马六甲的欧洲人。但马来人似乎并不欢迎他的到来，他们准备趁他在船上下棋时杀死他，并占有船只。不过阴谋被发现，塞魁拉当即率船离开，一些滞留岸上的葡萄牙人，有的被杀，19人被抓。
据说，这场冲突是由操控该地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引起的，他们怂恿当地土著焚烧葡萄牙人的货仓，并逮捕葡萄牙人——皮列士《东方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说在马六甲的大商人拥有巨额财产，古吉特商人、波斯人、孟加拉人和阿拉伯人的总数，超过四千人，他们携带厚礼去见国王马哈木（苏丹），说葡萄牙人已经抵达港口，他们除了在海上和陆上抢劫外，是为了占领马六甲而进行侦探的，印度已经受到葡萄牙人统治了，马六甲也会与印度一样的命运，因此必须把他们杀死，因为葡萄牙离得很远，消息不会传出去，这样，马六甲就不会沦陷，商人们也不会受到损失。这些巨商们还买通苏丹的大臣去劝说苏丹，结果，苏丹接受了开战的想法，在会议上虽然有人反对开战，但苏丹坚持：“你们不知道这些人的情况，他们来侦察土地，好再率一支舰队回来，如我和你们所知的，他们要征服世界，摧毁和抹杀我们圣先知之名，让他们都去死吧。如果再有人到这儿来，我们将在海上和陆上消灭他们。”
阿布奎克为此受命率领十九艘舰艇八百葡兵六百印度兵（皮列士《东方志》记载为15艘舰只1600战士，且说当时马来人有十万战士），于1511年亲征马六甲。他先是要求释放葡萄牙人，被苏丹拒绝，就放火烧毁了海岸民居及停泊海口的船只示威，苏丹放人后，阿布奎克又要求赔偿被烧毁的货仓与货物，遭到拒绝，葡萄牙人就登陆占领马六甲，国王逃亡彭亨。
葡萄牙人看重的是贸易，其战略目标指向香料群岛，最初抵达时，与马六甲人关系融洽，他们在当地的商人社团中获得了支持力量——当时的马六甲商人社团分为两大派，泰米尔人或吉宁人与葡萄牙人结好，而对立的是古吉拉特人，在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时他们逃走了——从葡萄牙人观点看，战争并非出自他们的意愿，事实上，即使他们占领了马六甲，起初也还是试图劝说流亡的国王返回来做他们的封臣，但国王拒绝返回，葡萄牙人又派遣使臣到爪哇（马六甲原来是爪哇的附属国），试图通过上国的影响使国王返回，并归还统治权，但也没有成功。为解决马六甲权力真空问题，他们只得强化当地大臣或财政大臣的权威，并让塞图家族世袭此职——马六甲的占领，至少从事实看来，其目的是商业的。
美国历史学家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中说，葡萄牙人的战略目标是贸易，而非土地，因此，他们并没有征服的意图。
但是战争还是发生了，随着贸易而来的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谁控制马六甲，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对果阿与马六甲的占领，将葡萄牙人置于东西方冲突的风头浪尖。
但这里所说的东方世界，并非指东亚大陆、大明帝国、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东方概念，而是指历史上的近东，即现在政治地图中的中东、阿拉伯地区。我们所处的东亚，在当时的西方人世界意识里，还是一片神秘而陌生的未知领域，欧洲人称之为远东。
继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又接连占领了黑海港口阿玛斯拉和锡诺普，1484年，又控制了通往摩尔达维亚、匈牙利、多瑙河流域、波兰、俄国、鞑靼和整个黑海海岸大门的钥匙，到16世纪初，黑海实际上已经成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内湖，并与外界隔绝达250年之久。
葡萄牙人开辟的好望角航线，显然对奥斯曼霸权构成直接挑战。在奥斯曼霸权的旧有秩序中，15世纪初期，其欧洲代理商主要是威尼斯人，他们主导着地中海的胡椒和香料贸易（大约占60%），威尼斯代理商的胡椒和香料，主要来自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晚些时候的亚历山大港，这些基本上都是由葡萄牙人的“死敌”摩尔人控制的（葡萄牙人一般将回教信仰者、阿拉伯人等称之为摩尔人）。葡萄牙人进入红海地区，通过占领海岸据点，建立沿海堡垒链，以封锁摩尔人由北非进出地中海的通道，在奥斯曼霸权的势力版图上，直接撕裂了几道口子，这不仅促动了奥斯曼霸权的绝对权威，也导致了某种反葡萄牙联合阵线的形成。埃及马穆鲁克苏丹曾利用他与威尼斯人的关系，敦促教皇限制葡萄牙人在红海与印度洋使用武力，但此举失败，于是这位苏丹就在苏伊士集结一支舰队并派往印度洋，寻找进攻葡萄牙人的战机，1507年，苏丹舰队与葡萄牙交战并胜出，但在此后的第乌（Diu）海战中，却被葡萄牙舰队摧毁——马穆鲁特王朝也因这场海战而衰败，并于1516-1517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兼并，伊斯兰势力由此迅速向埃及扩张。
阿布奎克率领的舰队于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海峡，也就在同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第二支红海舰队下水，这样，原来相互分离的势力碰到一起，土耳其人与葡萄牙人终于正面相遇，“历史性地撞在一起”。
16世纪早期，即阿尔梅达（D· Francisco de Almeida）出任“印度副王”（任期为1505-1509，此后接任者的职位降为“印度总督”）期间，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中心的反葡联盟已经形成。这一点，接任“印度总督”的阿布奎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他认为，葡萄牙要摆脱阿拉伯商人与威尼斯商人之间的联手威胁，就必须先下手为强，只有先控制印度洋、东南沿海的果阿、马六甲等战略要点，才能在地中海的竞争中胜出威尼斯商人，从而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在写给葡萄牙王唐·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他说：“可以肯定，如果马六甲的贸易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罗马和麦加将一败涂地。除了威尼斯人去葡萄牙买的香料，再也没有其他香料会出现在威尼斯。”
当皮列士抵达马六甲时，葡萄牙人已经控制住了这个“比印度世界更富庶、更有价值”的东西交通枢纽，但皮列士却发现，马六甲仍旧处在阿拉伯商人的包围中。皮列士认为，“除了用武力外，摩尔人不会成为我们的友人”，为此，他发出一种战略性的预言，写下“任何主宰马六甲的人就能控制威尼斯的咽喉，而从马六甲到中国，从中国到摩鹿加，从摩鹿加到爪哇，从爪哇到马六甲和苏门答腊，都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这句话此后被简化为“谁控制马六甲，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欧洲内部的竞争和冲突，早已与东方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联系在一起了，在贸易带来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独善其身，能够逃离贸易带来的接触与交流。和平还是战争？主导历史走向的不是任何单一的国家意志，而是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不同势力与趋势之间的较量。
关键在于，谁能准确把握这一格局及其动向。
近东，在西方与东方之间
安东尼·瑞德在其《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二卷）中，对印度洋周边的政治地图有着详细描述。他认为，葡萄牙人的东进，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对于自身利益的意识，强化了其对印度洋地区的渗透，也促使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尤其是，两种强势力量的争斗，也迫使这一地区那些分散的、弱小的然而独立的王国、部落，不得不做出选择，加入其中一个国际阵营，一些君主们改信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而原来局限于港口城市的伊斯兰教，也开始向乡村扩散，原来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也因此出现整合趋势，那些被赶出马六甲的穆斯林，在柔佛、彭亨、北大年，尤其是在亚齐站稳脚跟，这些城市于是成了反葡萄牙人的阵地。这样，至16世纪60年代，一个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导的反葡萄牙同盟在印度洋—东南亚海域成型了。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7页
奥斯曼帝国霸权的扩张，是全球史中最关键的因素，但却是最被忽视了的因素。在此后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只有“欧洲—亚洲”这一简单的轴线（辅助以“欧洲—美洲”附线），却忘记了，在西方人驶向东方的航程中，他们首先要穿越的，是近东—阿拉伯的势力范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力量，且这一力量还以远胜于欧洲的时间优势和地缘优势，占据着中西交通的枢纽地位，几乎就在西方人海上霸权崛起的同时，奥斯曼帝国的霸权也在迅速向海洋伸展，并通过黑海、红海、波斯湾等海峡，向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两端扩张。
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就已经扩张至埃及、叙利亚和汉志（今沙特阿拉伯地区），1534年后再向伊拉克和波斯湾地区扩张，1536年，奥斯曼帝国加强对苏伊士、吉达和靠近曼得海峡的卡马兰岛的海军基地，并从萨法维帝国夺取了巴格达，以保障其经由巴士拉进入波斯湾的贸易。此后的奥斯曼帝国主动与伊斯兰国家（包括从非洲之角到亚丁、阿拉伯海南岸，印度海岸以及苏门答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建立外交关系，以形成对葡萄牙人的大包抄战略。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也就由此迅速激发，在此后的1536-1546年间，双方为了争夺印度洋贸易通道，先后曾发生过19次战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舰队对葡萄牙人的首次进攻由埃及总督于1537-1538年发动，往后还有红海舰队司令皮里·雷斯于1548年攻占亚丁；1552年皮里·雷斯对波斯湾葡萄牙人的战争，其继任者于1554年对葡萄牙人发动的进攻等等，参见林肯·佩恩的《海洋与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在其《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一书中写道：“即使在质疑阿拉伯霸权的程度时，不可否认的是，14至15世纪伊斯兰教在印度洋沿岸确实扩张了，穆斯林商人社群也越来越常见于东非、印度和东南亚。葡萄牙人来到亚洲之前的那些世纪里，这块大陆上的宗教地图被重绘了：伊斯兰在扩张。”
帝国在扩张中，这不仅是现代欧洲国家的主题，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主题，当然也是中华帝国的主题。这是一个全球政治势力发生接触时产生的互动反弹过程，也是全球政治版图的激烈重组过程，这种多向互动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参与的各国政治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Miranda在《剑桥伊斯兰史》中所说，“与伊斯兰霸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世纪葡萄牙心智”，葡萄牙人是带着这种中世纪的胎记进入近代历史的。其实，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主动介入或被卷入其中的中东、远东国家，一样也是带着这种中世纪的遗产进入了近代世界。
旧制度仍在延续，而新世纪已然诞生，随着贸易而来的战争或者和平，尽管多少是全球化过程中无法摆脱的命运，但不同的历史认知或许能改变这种命运的诅咒。
（本文为邓文初副教授谈“中华帝国的对外战略”系列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与相关图书。合作、转载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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