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祥案证人的血泪证词：声声泪，字字血

​​昨天的刘荣祥案庭审中，证人潘朝红出庭作证，声泪俱下地诉说了其被安徽省监察委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过程。在此之前，潘朝红向刘荣祥的辩护人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言，反映了其是怎么被迫配合编造刘荣祥受贿假案的。就是这样一份声声泪，字字血的证词，公诉人竟然说不可信！

刀，是冷的。

血，是冷的。

                         潘朝红：我是怎么被迫配合编造刘荣祥受贿假案的

我叫潘朝红，1973年1月20日生，安徽天长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无锡工作，现在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是2016年4月已辞去县委书记、2017年4月辞去公职到华夏幸福任职（先后任环南京区域事业部资源管理总开发师、合肥区域事业部总经理）的刘荣祥的妻子。

2018年8月25日，刘荣祥在全椒县被安徽省监察委带走；我于当天下午接到监察委的电话，通知我到合肥党风廉政教育基地，让我在刘荣祥被留置通知书上签了字。

在这之后的8月28日上午，我在单位上班时接到监察委人员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家，要对我家进行搜查。我在电话里明确告诉他们一定要等我到家才可以进行，因为当时家里只有女儿和60多岁的做饭阿姨在家，而女儿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就问我需要多久才能到家？我就说单位赶到家，最快的速度也需30到40分钟左右，让他们必须等我到家才可以进行搜查。因为8月25日我爱人刘荣祥被带走时，我的女儿当天正在考试，孩子当时就吓哭了。而现在家中又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陌生人对于孩子而言意味着什么？可当我赶到家时，他们已经在我家进行了录像和拍照，省监察委的陶清（女）已经在我家的书房对我女儿进行盘问。直到我到家了，才停止对我女儿的问话。当我看到孩子时，她惊恐的眼神和瑟瑟发抖的身体，让我心如刀绞，我就自然走到孩子身边摸了摸她头，想安慰她一下，让她不用害怕妈妈回来了。当时搜查人员看到我接近孩子了，就大声呵斥我，不许我和孩子小声说话，这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据了解，他们敲开我家门时，孩子还未起床，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么多突如其来的陌生人，还要接受问讯，孩子的恐惧可想而知。

当时想到爱人已经被留置了，我若再不配合好，只怕他在里面会遭受更多的折磨和痛苦，所以我只有配合他们进行搜查。在我家搜查结束后，他们又提出要到我的公司进行搜查，而搜查证只有一张，于是我就自己开着车，带着陶冉和陶清到我的公司，其他人开了他们自己的车到我的公司进行了搜查。搜查结束后，只给我出具了一张搜查扣押财物的清单，家里的和公司的都合并在一起了。事后公司其他股东责问我，搜查为什么没有通知他们到场？为什么只带一张搜查证就既可以搜查你家，又可以搜查公司？而扣押清单也只有一张？

9月25日，我又接到省监察委陶冉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天冷了，让我给我爱人刘荣祥送一点衣服，另外还有两件事需要和我核实一下，如果我早点到当天就可以赶回家。因为我家在江苏无锡，他让我送衣服的地点在安徽滁州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当时我就在电话里明确说，9月26日买最早的高铁票过去，今天我要回家告知孩子一声，同时单位也要请假。我和陶冉通话结束后，就向单位请了一天假，晚上回家也告诉孩子，第二天要到安徽给刘荣祥送衣服，但无论多晚都赶回家，让她不要担心我。我心里太害怕孩子再受刺激了。因为上次监察人员在我家进行的搜查及我爱人这久都没有什么消息，早就已经把孩子吓坏了，孩子几乎每晚都被噩梦惊醒，还大量脱发。

我于9月26日上午10点多一些赶到安徽滁州党风廉政教育基地时，我就给陶冉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接电话的是其他工作人员，他让我在门口登记、留电话后，就来人把我带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带给刘荣祥的衣服他们并没有拿走（几天后在我再三要求的情况下才把衣服拿走），而是直接对我进行各种辱骂，还是唾沫横飞的辱骂。当时我已经吓懵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国家工作人员竟然是这样子的，比流氓还要流氓，同时我也根本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叼着香烟，唾沫横飞地对着我这样的辱骂？因为电话里陶冉和我说得很明白，是有两件事要核实。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核实事情反而这样没头没脑地辱骂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哄骗手段把我骗过来？

当天对我的辱骂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时，其中一个参加审问我的人把她的手机给我看，问我是否认识其手机照片上的人，我当时看到他手机里的人是安徽天长强强实业的王海发，是我招商引资到安徽天长的浙江商人。我就如实回答了，我说我认识他。但我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给我看他的照片，为什么把他弄进来？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联？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把他招商引资到天长的？当时我心里有太多的疑问，直到快凌晨11点的时候，陶清进来就对我简单的说了一句话，“你不把强强的事情说清楚，是不会放你出去的”。我听了这些话，当时心里反而是平静一些了，因为强强是我招商引资的，难道这也犯法了？当时我就说，“强强是我招商引资过去的，又怎么了？”他们听我这样说就明确告诉我，如果不说清楚，就要留置我六个月，如果再不老实就送进看守所，和卖淫吸毒人员关在一起，把最差的位置给我睡，被他们打更是家常便饭。

当天晚上约在12点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从普通审讯室，把我带到楼上更加严密的审讯房间，让我签了被留置通知书，和共同受贿的一张单子，但单子上显示我被滁州市琅琊区监察委员会留置，而不是省监察委。直到第二天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为什么被留置？为什么还被扣上和我爱人刘荣祥共同受贿的罪名？我到底是收了谁的钱？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当晚只让我说清楚强强实业的事情，并没有说我收了强强老板王海发的钱。而我就算是神仙也想不到，只因招商引资一个企业，就把自己和爱人推进了万丈深渊。

第二天审问过程中，陶冉拿进来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进来，里面装着很厚的一沓纸，他当时就把纸对抬头给遮挡了，把后面签名给我看，问我是不是我爱人的签名，他告诉我，“你老公早就开始收钱了，他进来之后很配合我们，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们之所以对你客气，完全是他为你争取而来的。”当时我仍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所以对于他们辱骂和恐吓，我都沉默接受。

在后来审讯我的时候，他们陆陆续续地告诉我，说我收了强强实业老板王海发的钱，王海发和我老公刘荣祥都如实交代了，才把我叫进来的。我当时觉得无法理解，强强虽然是我招商引资到天长，但我连王海发的联系方式都没有；自从他到天长落户之后，他的工厂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又何来收钱一说？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承认。

接下来三四天对我的审讯辱骂更是不堪入耳，问我究竟有多少男人？到滁州又是哪个男人送我过来的？说我经常到天长陪公务员喝酒都是扑到他们身上的，我现在这样混，如果不交代，将来我女儿也和我一样在外混，还说我的老公刘荣祥外面有很多女人，说“你们是半路夫妻，你只要交代了，就放你回家，我们的板子是打在刘荣祥身上的，你犯不着为他这么做。不然就剪掉你的头发送看守所，等你被同室关押的人打得受不了了，你会哭着求着要求见我们的。”他们甚至直接告诉我，其他被喊进来受审的人，只要说了就回家，不说就派税务机关查账封账户，让他们犯不着为了一个倒台书记这样做。我当时也明确说，你们可以陷害他，我无法阻止，我也没有能力阻止。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确确实实没有拿过任何人的钱。你们让我这样污蔑他，不等于让我砍向他最致命的一刀吗？而且这还是自己老婆砍的？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我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因为26日来滁州时，我只向单位请了一天假，也告诉女儿晚上无论多晚都回家，家中的保姆连买菜的钱我都没有给她。而现在己经是几天没有回家了，女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因为我与刘荣祥是重组家庭，我女儿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前夫已经失联了10年多了；而我的父母及姐妹也都远在安徽老家的乡下，所以孩子一直都和我相依为命。这几天对我的关押，他们每时每刻都拿我女儿说事，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话，“只要你承认了，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你也早点回家好照顾孩子。”其实我早就心急如焚了！我心里既明白他们所说的话对于我的女儿意味着什么，也能想到孩子这几天是这样过的！可我如果承认了根本没有的东西，对我的爱人刘荣祥又意味着什么？那一刻我才明白生不如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详细观察过被关押房间的环境，无法能做到自杀成功。我当时甚至想到咬舌自尽是否能成功，可一想到单位不知道我究竟所犯何事就突然失联，自己爱人又被关押合肥，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已经90岁高龄的婆婆，尤其是想到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孩子，我告诫自己必须坚持下去，否则我的孩子会和流浪狗一样活着。

到第五天的审讯我哭着哀求审讯员，我说，我没有拿过王海发一分钱，你们做审讯工作这么久了，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睛问我，看看我的眼睛里可有一丝谎言？我愿意接受你们的一切谎言测试，我也愿意剪掉头发，被关进看守所。他们对于我所有的请求根本置之不理。在陶冉审问我时，我反复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让我送衣服的手段留置我，为什么骗我说核实两个事当天早点到就可以当天回？如果安徽监察委是依法办案的，就应该实事求是，也完全可以对我依法办理相关的传唤手续，而陶冉的回答是，“你当天要是承认了就放你回家了”。可是他们明明知道这事根本就没有，我又如何能预测到一被送进来就被迫要编造王海发给我钱了？如果真有事实存在的，他们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把我带进来？

我也再三恳求他们给我的孩子打个电话，我担心孩子会出事，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发育期，学习压力又大，家中连续遭遇变故，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了。因为他搜查我的家，知道我家的情况，也知道我的孩子未成年，他们的回答是，电话已经帮我打过了，我小孩在家很好。而事实是我没有回家的第一晚开始，孩子每天都哭，到10月1日更是一个人到滁州找妈妈。如果9月25日我就知道自己会被他们留置，至少会和单位领导说清楚原因，暂时安顿好孩子，告诉她们我需要有段时间才能回家，也不至于现在会因为担心孩子安危而崩溃。可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他们知道我担心孩子，所以每天对我的审问都拿我的孩子说事，这也是我最后违心配合编造涉及强强公司的100万元受贿假案的主要原因。

到了第六天，告诉我，只要把强强实业的事情给认了，就放我回家，并且反复强调，多这一笔钱或少这一笔钱，对刘荣祥的判刑都一样，而对于我和孩子就不一样了。当时我就说了，“他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了。你们还让我拿刀给他最致命一刀，我做不到”。

我是通过浙江绍兴人徐兴来认识王海发的，因徐兴来也是做过织布企业总经理的，他集团后来调他到无锡华强地产开发做总经理，而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在做地产开发，徐兴来对地产这一块并不熟悉，所以在工作方面，他有很多事情都是求助于我。在2011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在与徐兴来的通话中，了解到他的好朋友王海发正到处考察投资环境，准备将自己的企业搬离千岛湖。我当时听了徐兴来说的这些话，想起之前在无锡市天长商会成立时，天长市领导对我们招商引资的鼓励，如果招商成功，不仅能为家乡作贡献，自己也有奖励，就问徐兴来是否可以请王海发到我的家乡天长看看投资环境。徐兴来在电话里听我说了天长的具体位置及大概的经济发展，就说可以的，还说打电话给王海发看他是否愿意去看看，再告诉我。过后没有两天徐兴来就打电话告诉我，说王海发愿意，但能否请天长的领导先到他的企业看看。之前我并没有去王海发工厂，只知道他做女性高档真丝面料，企业规模很大。当时天长的领导已经在无锡设立了招商办事处，负责这一块的是天长市招商局的冯晓，我们商会成立时，他也参加了，所以他在无锡负责招商，这一块我们一直都有联系，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非常重视，因为他们在无锡这么久的时间，连一个企业都没有招到。于是我们就约好国庆期间回天长，见面向领导具体汇报。

2011年国庆后，我向天长市领导汇报了有关王海发正寻求对外投资的信息。约一个多月，我接到了冯晓的电话，他告诉我要一起去一趟千岛湖，他们开车从无锡接我，去的准确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接到冯晓的电话后，就打电话给徐兴来，让他转告王海发，天长市领导要去他的企业进行考察。就这样他们从天长出发到无锡，带着我一起到王海发的企业进行了考察，当时一起去的人有天长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严长荣、卢金堂、冯晓、董学文等人。

在对王海发企业的参观考察中，王海发介绍说，他的企业在织布这一块已经是浙江的老大，并且掌握着市场的话语权，而他这次准备到外地投资建厂的总投资额预算在3亿元左右。当时天长领导们听了后，对他的投资额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双方的洽谈也比较愉快。参观完车间后，双方又到会议室进行了详细介绍，王海发当场表示，过两天就来天长。我们于第二天一早就返回无锡，他们回了天长。之后没有几天，王海发就决定到天长实地考察，而我是接到王海发企业的单杰电话通知，让我一起到天长的，因为我是介绍人，必须要陪同考察。我是从无锡出发到的天长，王海发和他的老婆及企业的一行人，是从千岛湖出发到天长。由于是王海发第一次到天长，所以当时天长招商的冯晓、严长荣是在高速路口接了他们，我们赶到天长市，已经是中午12点多钟了，就在高速路口最近的秦楠镇吃的午饭；饭后又到市政府的会议室，观看了天长介绍篇。看完后王海发对天长的投资环境及相关投资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也介绍了准备投资的具体规模，需要多少土地建厂房等等，当时下午开发区，及招商局的领导就带王海发一行人到了天长开发区，把具体土地的位置现场就介绍给他们，而他们也表示能接受。后来我当天就赶回了无锡，他们什么时候返回千岛湖的，我并不清楚，什么时候签合约的及预期多少亩用地，我也不清楚。直到一个多月后，单杰和招商局冯晓都给我打电话，说我是促成投资的媒人，让我必须回天长参加王海发投资签约仪式。当天公开签约仪式是在天长市政府的会议室进行的，天长银行工商及媒体等好多部门都参加了。签约结束后，我就直接回无锡了。再后来的工作就是王海发在天长筹备公司，具体的筹备工作是由单杰负责进行的。

我第二次到千岛湖是王海发在天长的工厂建厂房这一块在进行施工进行招标工作，我是兼职在中达集团朱永成的无锡梅村项目的，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徐兴来说，能否请他和王海发说说，工建工程让中达集团参与一下，毕竟中达集团也是特级企业。徐兴来答应帮我这个忙，因为王海发虽然落户天长了，但他和我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每次和我们一起到天长市，招商局的人员及开发区的人员都是围着他转的，因为王海发是外地到天长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所以我和他也说不上话，他从未单独给我打过任何电话，所以我想到通过徐兴来给他打声招呼会好一些。徐兴来给王海发打电话后，王海发勉强同意我们参加投标。我接到他工厂办公室主任叶主任关于具体招投标电话后，我和中达的朱永成带着标书赶到千岛湖，没有想到来参加的投标的企业有二十几家，开标后我们的报价偏高，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王海发就坐在办公室，他连让我进他办公室解释一下的机会都没有给我，就这样我们当晚赶回无锡了。在回来的路上，中达的朱永成就问我，确定是我把他招到天长的吗？怎么连起码的情面都没有给我，至少是让我们参加一下第二轮投标呀。当时应当是有十几家企业参加了第二轮投标，我真是尴尬得无地自容，王海发不仅没有给我半点情面，连徐兴来的面子他也没有给半分（所以又怎么可能在之后短短几个月无端送给我100万元？）。直到2012年夏天的时候，我接到王海发厂里人的电话，让我参加早上8点多的开工奠基仪式，当时我提前半天回到天长，晚上是和王海发一起吃晚饭，他在饭桌上就说小潘，你是我的媒人、介绍人，所以这个开工奠基仪式一定要参加的。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我家中的阿姨打来电话，告诉我孩子感冒发烧了，我就直接赶回无锡了，并未到现场参加开工仪式，也没有告诉王海发就自己先回无锡了。因为开工奠基参加的人员很多，他哪里会关心少一个人没有来呀。

直到现在，我就没有和强强的人有过任何往来。只是偶尔会和单杰有联系。他是在2012年3月份离开了王海发的工厂，但我们联系的次数也是极少的。也从未见过王海发，估计要是我现在站在王海发的面前，他不可能第一时间能认出我。

我把王海发招商引资到天长的所有过程反复说了多次。到第七天和第八天后，监察审讯人员每两小时换岗时都让我重复这个过程。我当时就提出，“我已经反复多次说过全过程，你们为什么仍然让我重复这些，我的唾沫几乎都说干了，换来的结果就是更加严厉如的辱骂。”陶冉却说，“我们让你说你就得说，我们所代表的是国家的暴力机器，碾死你，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我当时心里确实感受到了，他们能像捏蚂蚁一样把我弄死。从我进来第一天开始就告诉他们审讯人员，我是一个癌症患者，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他们给我的答复是“你生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审过躺地上挂着盐水的人、癌症犯人多了去了”。在那一周多的时间，我几乎就没有吃过什么饭，连大便都没有，无数次地想到了死，可想到了家中未成年的女儿和年迈的双亲，我必须要活着才行。我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从未想过自己的国家有如此黑暗的地方——国家工作人员竟然打着国家法律的旗号，满嘴脏话的骂着人，法律已经被这些人玩坏了！我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唯有屈服，没有第二种选择。但我当时也告诉他们，我没有拿怎么编都编不出来，监察委的人员就说，“你就是编也得编到和王海发口供相似度70%！接下来你就像考试卷一样给它做及格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谓国家公务人员，代表的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和法律，居然这么明目张胆地作假，而我如果不承认不配合，还不知道何时能出去，一周没有回家，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会怎么样。安徽监察委对我审问的人员，还几乎每天拿着我的孩子对我做足文章，说我要是不认的，我孩子在外面肯定就像是流浪狗一样。他们所说的我何尝不知道，如果在10月8号国庆放假结束后，我仍然没有回家，我的孩子又会怎么样？她会不会吓疯了？她会不会已经辍学了？我不敢往下想。

被关押到第七天时，我的身体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不适，我是一个癌症患者，一个健康的人都承受不了这样炼狱般的关押，更何况我这个癌症患者呢？整晚的咳嗽和怕冷，审讯人员穿的是秋装，而我穿的是冬装，每天凌晨12点到早上6点的值班人员都记录，而审讯人员看到记录却视而不见，还加大了对我的审讯力度。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越来越凶狠——因为我的女儿在10月2日就只身一人从无锡坐车到了安徽滁州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去找妈妈了，由于是国庆假期，还是从10月1号就出发了，在高速上堵车一整天，到了滁州党风廉政教育基地两天后都没问到消息，自己一个人大半夜在广场呆了很久，然后找的一个宾馆住了一宿。后来她跑到信访办说要找妈妈，人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发现我女儿是未成年人，才打电话给监察人员，把她带到滁州党风廉政教育基地。而这些监察委的办案人员却一点消息都没有告诉过我！在我被关押期间，我反复要求他们给我的孩子打电话，告知情况，但他们只是打电话给我妹夫，在妹夫表示自己在外地一时半会回不去，并且是男性照顾不了一个小姑娘，也不方便，安徽监委的办案人员就让我的妹夫写一份情况说明寄给他们，而对我孩子是怎么生活和上学的，就不再有任何过问了。直到我交了钱快被放走的那天说漏了嘴，我才知道我女儿已经来滁州找妈妈好几天了！至今我都不敢问女儿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而我现在只要稍微晚点没有回家，女儿就会特别担心地问我，妈妈，你在哪儿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未成年的女儿在家中无人照顾，这是我最终承认拿钱的主要因素之一。请问天下又有哪个母亲能做到置自己的孩子生死与未来于不顾呢？

第七天晚上的审讯时，在他们反复多次强调，只要我承认拿了就放我回家后，于是我就说我拿了，分两次每次拿10万元，审讯人员就提示我说两次是对的，但数目不对。但是我承认每次拿10万元时都已经是心如刀绞，还要让我说多少？他们见我承认每次拿10万元，就又开始对我进行辱骂，说“如果不老实。从明天开始就把你一个人关着，看守人员守着你，有你难受哭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我只拿了这么多，王海发说是感谢我的引荐，我拿钱的时候想着王海发投资规模这么大，感谢我一下也是很正常的（我心里想着只要我出去了，出门找到王海发让他把事情说清楚一切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当我说出王海发感谢我的这番话之后，换来了陶冉更加凶狠的辱骂，他对我说，“你的脸到底有多大，就凭你跑几趟腿就拿100万，你这么好混吗？这还不是因为你是刘荣祥的情人，王海发才送给你钱的？你他妈的开着奔驰，100万能买你的奔驰几辆呢？而且王海发在送钱给你之前早就打电话给刘荣祥了，刘荣祥说你感谢小潘吧，你在事后也打电话告诉刘荣祥王海发给你钱了，刘荣祥在电话里表示默认。”为了在外无人照顾的女儿，我内心经过激烈的斗争才承认说拿了20万，以为只要出去找到王海发，问他为什么这么丧尽天良说瞎话，说谎话，让他说清楚就可以了，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只要你开口承认拿钱了，就必须得承认是100万。我当时很坚决地说，你们所说的这一切我不知道，我只有20万元，不是你们说的100万，而且王海发说是感谢我的，如果他当时说是感谢我和刘荣祥的，我绝对不会拿。审讯人员见我仍然坚持这么说，又骂开了，说，“王海发早就知道你和刘荣祥是情人关系了，所以王海发才给你送100万的。你现在说是只有20万元，你再好好想想！你送刘荣祥的车，我们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呢！”

我是在与刘荣祥结婚之前的2012年3月给过他一辆旧车，当时我们通过招商王海发落户天长市的几次的接触后，我对他确实是挺有好感的，但给他一辆旧车纯粹想和他的关系更进步，没有其他任何目的性，并且关于送车子的经过另一份口供我已经写的很清楚了。现在审讯人员却还用车子的事情来威胁我。他们还说王海发自己有一张私人卡，卡里常年保持800万的现金，给我的钱就是从他自己的卡里取出来的。我当时就说了，你们把没有的事情非逼着我承认，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实在是编不出来，我就说你们就把王海发的口供给我抄吧，但是我出去后肯定会干出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出来的，我出去肯定会和王海发同归于尽，他们听我这么说，还是有点紧张的，陶冉连续问我几遍，“潘朝红，你想干什么？”就这样，第七天我并没有录口供签字承认。

到了第八天的早上，他们还是把王海发的口供拿在手里，逼迫我要像考试一样，要和王海发所写的相吻合。后来他们把我的口供打印好了，他们给我看过之后就问我是否认可他们所写的整整八页纸，和王海发的口供一样是8页纸。我看过口供后，几乎就是崩溃地瘫软在地上了——我知道，如果我签了，对刘荣祥意味着什么。明明没有的一切，却在自己被迫无奈下编造成了受贿人。我所被逼迫承认拿了20万元，已经是超越自己的心理承受极限了，而他们现在写的口供却是100万元，我都是没有选择的。自从被关押起来，每日持续不断的辱骂、逼迫、诱供，在他们审讯员的面前，我连条狗都不如，而自己的爱人刘荣祥被关在合肥，自己关在了滁州，未成年的女儿一个人在家，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自己惟有承认了才行，等出去之后找到王海发再说清楚。于是我就说我拿了100万，但是王海发两次给我钱时，他确实没有说是给我们两人的，否则我绝对不会拿的，因为我当时想，只要是给我的，和我的爱人刘荣祥没有关系，我就认了吧，毕竟我是招商引到天长的，他给我钱也是正常的。于是我就违心说，我当时和徐兴来同居，居住在我无锡的家，根本不是你们所说的我和刘荣祥关系好到他让别人给我钱的地步。其实徐兴来在2010年就回浙江绍兴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同居这一说，而离异后长期与女儿共同生活的我是2011年中旬才认识刘荣祥，2017年5月才与离异的刘荣祥结婚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实在是无法忍受自己身为妻子去陷害自己的丈夫。还有比这个更加残忍的事情吗？

办案人员编造，逼迫我承认的收受王海发100万元的事，完全是虚假的。每次王海发给我50万元，是拿袋子装的，重量是多少？体积有多大？而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居然在第二天才发现？50万元的现金拿在手里得有多沉啊，我却第二天才发现，还在我回到无锡后20多天，和刘荣祥通电话时随口说了一下，难道不是应该一拿到钱，马上告诉他吗？毕竟50万现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一笔数字呀，我和他居然没有当回事儿。他们还说第二笔是在2013年的三、四月份，王海发在天长的某饭店给我的，而我当时实在是编不出来王海发在哪里给我的，我只好说我们在天长饭店吃中饭时他给我的，饭店名字我记不住了，因为我很少回天长。审讯人员就看了看王海发的口供，就说“你们吃的是晚饭，不是中饭，而且你们晚上又喝了不少酒，你拿到钱后第二天回无锡，也不知道是多少天，又告诉刘荣祥，刘荣祥在电话里的反应和上次一样哦了一声，你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他们编好笔录，让我签字时我哭的很厉害，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份承认莫须有罪名的口供，最终会害死我的爱人刘荣祥的，而陶冉见我如此的抗拒，对我说，“潘朝红，你很不服气嘛？我告诉你，你如果出去了之后敢到处蹦哒，我们马上就对你采取拘留措施”。因为他们在审讯我时，我曾经说过几次被王海发这样陷害，我要和王海发同归于尽的话，所以他们害怕我去找王海发。后来我才知道王海发被放出来之后，还特地跑到了浙江绍兴找到了徐兴来，说以后在安徽的投资要放慢了，原因是他被冤枉了。

我录完同步录音录像，并在口供签字后，他们并未放我回家。陶冉告诉我，他们的领导说了，刘荣祥说我满嘴谎话，所以让我必须把100万元给交了才可以回家。我当时就说，放我出去我才能想办法筹钱呀，被关在这里我实在没有办法借到钱，于是杨翼就拎了一个袋子进审讯室，他对我说，潘朝红，你的账户里明明有钱，我说我账户里都是我们姐弟及房子抵押的钱，他说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帮你转。他还把我所有银行往来账目放在桌上，逐条和我核对，问我这么多工资都用到哪里去了？他明确告诉我，他们在无锡查我的账户整整查了三个月，并没有什么赃款和不法收入。既然他们早就查清楚了，为什么这样逼迫我？其实他们在逼迫我签口供的时候，就问我100万用到哪里去了，我实在是编不出来，我就说用于买车，出国花掉了，但是我银行明细清清楚楚显示，买车我是用什么买的、出国是刷的什么卡。因为100万是现金，我是如何能做到带这么多大量现金出境？实际情况是出国是单位组织的，购物也仅限于买了一点化妆品，奢侈品什么的一件都没有买。这方面监察委已经到我的家进行了搜查，搜查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明一切问题，难道我把100万元的现金给吃了不成？而且如果说两次我都喝了很多酒，那我又是如何把车开走的？

当时，我已经按照他们审讯的要求签完了所有口供，他们并未如他们所说的放我出去，而紧催着我到处打电话借。有两个朋友同意借钱给我，但当时是国庆期间，朋友的账户无法转到监察委的对公账户，也转不出来，所以他找了17、8个朋友借了钱，凑了100万才转到监察委的帐户上。在我朋友到银行汇钱时，他们又要求写成是刘荣祥的违纪款才行，朋友误以为借笔钱是罚刘荣祥的款，所以他们才帮忙给交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我是被逼出来。后来，陶冉又拿到银行的回执逼着我写这是我朋友替我交的刘荣祥违纪款，让我在回执上签名。

就这样，我被他们步步紧逼、诱骗，尤其是利用我担心女儿无人照顾的着急心情，威胁我签字才能回家照顾女儿，我才在第八天晚签的口供。因为筹不到钱，直到第九天17点左右，钱凑齐了才把我放出来。在之后的日子里，我首先接到的是第一天审讯的人员打过来的电话，让我完成任务，必须让徐兴来到安徽的滁州做口供，如果我说服不了他，就又要把我给刑拘了，我只好给徐兴来打电话和发信息。接着没过几天，我又接到陶冉打过来的电话，让我找到借给我钱的朋友，让他们到监察委做笔录，我当时就在电话问他，难道借钱给我又犯法了，再说当时是你们步步紧逼我到处打电话借钱的，我就说自从我出来后把钱还给他了，我就没有联系过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陶然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借钱给你的，你说你知道他在哪里？前两天我们还定位他的电话，还发现他在苏州附近出现过的，我说我真的找不到。陶冉就说你们来无锡，让我到派出所进行问话，之后又给我发信息说不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陶冉几乎每天都打我很多电话，有一次让我去合肥，说还需要签字，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了，结果又被他们带进关押的房间进行审问，他们告诉我说是我的爱人刘荣祥说了，每年逢年过节都给我的父母送香烟酒和购物卡，还给我的父母买金戒指和手镯，而这一切都是我让刘荣祥给送的，并且刘荣祥也给了我很多购物卡，我当时就问他们刘荣祥给我的是哪里的购物卡，他们说是天长的，也就是说我若是买东西必须来回花上两天的时间开车从无锡赶到天长买东西。他们又改口说我给了父母，我的母亲常年身体不好，若想去一趟天长市里必须有人跟随着他才行，我的姐弟四人都不在他们身边，70多岁的老人都不明白什么是购物卡，更别说从乡下乘上一个小时左右的车，到城里拿着购物卡买东西了。而且我母亲不识字，又是谁能陪俩个老人进行购物的？还是我愚蠢到到处找人陪我父母拿赃卡进行购物？至于黄金，我说你们到我父母家搜家了吗？你们已经逼迫我签了100万了，你们还想株连九族？陶冉见我这么说就反问我，“你没有拿100万？”我说我拿没有拿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们打着代表国家法律的旗号，为什么尽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最后被他们逼着又让我签了一份口供，除了王海发给我的100万元，刘荣祥还给我买过衣物和一个古驰的包，这才把我放出来了。

再后来，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我一接发现是刘荣祥的声音，刘荣祥在电话里说，他前妻王启霞已经帮他退了370万的违纪款了，让我再退368万的违纪款。我说我拿不出这么多，得到处借才行。后来我一想这个事情不对，就打电话给刘荣祥儿子刘庆一，问他他妈妈是不是退了370多万的违纪款，刘庆一说他妈妈早就被关押了，还说监察委对他说，我己经交了360多万，让刘庆一他们再退370多万。后来我才知道，刘荣祥的很多朋友都接到了刘荣祥的电话、视频电话、短信，有让交680万的，还有几十万、一百多万的。监察委第九室的领导也打电话问我，“刘荣祥有朋友愿意借给你们，为什么你们不去办手续呢？你们认罪认罚，对刘荣祥是有好处的。”后来刘荣祥的朋友打电话和我说借钱给你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是上市公司，只能靠我们个人借钱给你，你必须要有抵押物抵押才行，让我拿房子作为抵押。但我现有房子是和小孩共有，房产处告诉我抵押不了。后来刘荣祥又打来电话，我说我的房产抵押不了，没有办法给你借钱，刘荣祥就说，你就不想想其他的办法了？我说我问问你，你一会说300多万元，一会说400万，一会说600万，究竟是多少？他说合计是836万。我说你有这么多钱，在哪，你自己去交啊。他说王启霞、刘庆一都要帮他交，我说交了就平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借钱？我抵押了房产后我和女儿住哪儿，你要是让我抵押房产可以，我们先把离婚手续办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来找过我了。

2019年1月4日，陶冉打电话说要来找我，有事情来谈，我说能不能下周，因为小孩要考试。但是他们说不行，这周六就要来，让我到无锡市永丰园，一个无锡的监察委办案点。5日下午我到的时候，陶冉和唐亮说，刘荣祥最近态度不好，有转变，问我“刘荣祥的律师是你自己找的还是谁给你找的？”我说我自己找的，我老公被关进去了，我连找个律师都不行了？他说”你找了个死磕派的律师“，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死磕派，加上他说的话又不标准，我也不确定，后来才知道是“死磕派”律师。我当时说我不知道什么死磕派律师，我没在安徽工作过，我在安徽也不认识人，我没办法给他找律师，这个律师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他还问我具体多少费用，我说朋友介绍的，没花多少钱。我说我找个律师都不行吗？他说”给你一个星期时间，你把他解除了，请个本地律师，不然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至少三年，对刘荣祥重判重罚，死磕派律师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有可能一千个案子中有一个判无罪的，有900多个是垫脚石，他们都是为了名和利。”他还给我举了很多案子，说“我们省监察委所办的案子，有哪个案子是无罪的？”我就问他解除了会怎么样判，他们说可能会11年，还有3次减刑机会，还说“你要听我们的，不要听律师的。现在反腐运动进行如火如荼，我们花了这么多精力把刘荣祥搞到这里，你们这样搞，以后要是把我们弄到网上了，我们领导的面子往哪儿搁？”我后来明确说不可能换，他们说会把意见转告给领导。

我作为刘荣祥的爱人，我从来没有想对抗法律，我只求法律对我们这个家庭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同时我想问安徽省天长市的一些企业家们，滕学仁、祁建兵、陈金桃、田正喜、李正祥等说给我爱人刘荣祥钱和物的人，你们所说的都是事实话吗？如果不是，请你们还原事实；如果你们坚持所说口供句句是真话，那么请你们站出来举起你们的右手向苍天发个毒誓吧！向苍天证明你们所言都是真实的，否则你们都会断子绝孙！浙江千岛湖的王海发也请你站出来，我与你从未有过任何的联系，而你确定给了我100万元吗？你敢用你家人发毒誓吗？我潘朝红如若说了假话，欺骗了国家，欺骗了法律，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甚至可以当着全安徽及全国人民的面，死在安徽省纪监委的门口！

事虽至此，我仍然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相信中国共产党。我相信，我的遭遇只是部分打着法律旗号破坏法律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恶劣行径，也期盼着领导能重视这一案件，及时制止陶冉等监察人员抹黑法律、抹黑监察委形象、抹黑反腐的不法行为，也希望检察官、法官能认真看完我就自己遭遇和原本的事实情况所写的自述材料，公正审理本案。

        自述人：潘朝红

             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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