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钱门传薪人” [热闻]

2016年3月25日讯，叶龙一生追随钱穆，在他八旬高龄的时候，整理、注释先师钱穆未曾出版过的课堂讲义，但这位讷讷的老人，不止是一位“复述者”，他原本也有要一个“大江大海”的故事。

这张照片拍完不到一个月，钱穆去世了。

在前往香港青衣岛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叶龙老先生即将出版的《钱穆书信集注释》样稿。

车窗外正是华南特有的“回南天”，薄雾若有似无，空气中弥漫着潮湿黏腻的味道。走过罗湖桥，由上水到青衣，出地铁，转巴士，沿途的风景渐渐从一片繁华变为寂然破落。

青衣，这片全港最多公屋（廉租房）的地区，另一个代名词是“老人的天堂”。成群结队的老人上车落车，一晃而过的茶餐厅挤满蹒跚身影，路上几乎看不见潮爆的年轻人，满城尽是白头人——从绍兴到香港，从民国到21世纪，走过关山万重，叶老寻到的栖身处，更像是一片被遗忘的土地。

他虚岁89了，鳏居多年，子女忙碌少来探望。在这片被遗忘的时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笃定地，做着一件坚信不会被后世遗忘的事情：整理、注释先师钱穆未曾出版过的课堂讲义。

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陆续出版，犹如点燃燎原之火，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在钱穆广博的学术体系之外，还有从未被发掘的、完整的专门史。很多人开始背诵钱穆的金句，“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或是“杜甫是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学者们也注意到这新出土的“文物”，并由此衍生出对新文化传统的再一轮反思。而叶龙本人，则被迅速冠以“钱门传薪人”的美誉——这，几乎是他默默无闻的一生中最高的赞誉了。

这一切来的太快。快到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去询问叶老关于钱穆当年的音容笑貌、钱穆在香港的逸闻趣事、钱穆那些未解的谜团，从而把他变成钱穆的“影子”和“复述者”时，却独独忘了这位讷讷的老人，原本也有一个“大江大海”的故事。

一位历史的见证者，自己的故事却未被见证，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即将出版的《钱穆书信集注释》，部分弥补了这个遗憾。其中有二十封信，是钱穆在不同时期亲笔手书给叶龙的。叶老特地为每封信写了一篇解释文章，短则千余字，长则六七千字，当中不但有师生交往的细节、“南下文人”群体的历史片段，难得他还谈起了旧日往事，引人唏嘘。

“我一生的成功，大概都和写字有关。”他捧着样稿，一面用红笔细细订正，一面对我说。那字迹着实漂亮，是好看的簪花小楷，端端正正的，有金石之气。

这样的笔迹，多半来自“童子功”。上世纪三十年代，绍兴孩童叶龙每到暑假总不能玩耍，因为父亲的严厉要求，他每天要练习整整六小时的毛笔书法，一面填写红字格，一面临写名家书法碑帖。至今，那墨砚清香、蟋蟀声声的闷热夏天还栩栩如在眼前。

因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龙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而最具转折意义的，至少有两次。

一次是1947年。从省立绍兴中学毕业的叶龙还不满20岁，没钱升大学，先父又病故，只好写信给世伯吕惠泉，托他的女儿吕馨婉帮忙找工作。很幸运，吕馨婉的先生在南京工作，正需要请一位书记，叶龙的一手好书法，当下就被看中。那一年他挥别母亲，去了大城市南京，自此一去不回。

另一次是1953年。叶龙进入香港新亚书院，很快就因为笔录快而准确，且对浙江口音无障碍，被指派为专门替钱穆先生做演讲记录。这件事，不少人都有记忆。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记忆所及，替钱师作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应该说，他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这两次写字，深刻改变了叶龙的人生。

没有南京，就不会有叶龙后来南下香港的机缘。

没有新亚，同样不会有时隔六十年整理恩师授课笔记的前因。

如果说，南京给了叶龙一身谋生本领，新亚就赋予了他一个精神世界。

人常说命运偶然，我更愿意相信命运是位“盲眼钟表匠”，它因循的惟一准则，是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