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一代帝王，在秦始皇的身上，有几个标志*的事件，至今仍在广泛流传，比如：修长城、焚书坑儒和不惜万金请方士研究长生不老药等等，下面，我们就说说后面两者的关系，并一解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一些误解。

提起秦始皇，中国人都知道的事迹是“焚书坑儒”。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在新着《我们的中国》中为秦始皇“平反”：“‘焚书坑儒’是汉代人骂秦代的话。其实，‘焚书’、‘坑儒’是两码事……‘焚书’并不都是儒籍，还包括其他的诸子之书。‘诸生’也不是儒生，反而是替他求仙访药的燕齐方士。这些方士，阿上所好，骗取了大笔经费，最后什么也没找到，无法结项。他们不但把钱卷走，溜之大吉，还骂领导专用狱吏，冷落文学博士，也不重用他们这批专家，什么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配不上他们给他寻仙访药。秦始皇派御史查办他们的贪污案，他们互相揭发，咬出460人。真正活埋，其实是这批人。”

2016年6月18日，《我们的中国》北京发布会在三联书店五道口店举行。李零发言直奔主题：“我这四本书（《我们的中国》一函四编，分别为《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的主题是中国，大家不想的话不会觉得中国是个什么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如果深究，中国到底是地理概念、民族概念，还是文明概念、政区概念或者国家概念？”

讲述复杂中国，李零从地理开始。他的景别超大，纵深极远：在欧亚大陆组成的巨大菱形中，中国位于西南角，欧洲在西北角，西北为阴，东南为阳。这样的格局与中国本土的阴阳格局类似：由撒哈拉沙漠延伸出来的干旱带本该穿过中国的南方，却因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阻隔，斜着向上拐。把中国分成西北和东南两部分。1935年，中国地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在瑷珲和腾冲之间画了一条“胡焕庸线”，此线东南，36%的土地养96%的人口；此线西北，64%的土地养4%的人口。中国的西北和东南长期互动互补，有如一个漩涡：“漩涡，周围的水会朝中央流。”李零在他的书中写道。

在“胡焕庸线”造成的大格局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自己对“天下”的理解：

畿服图自古有之，一个方框套一个方框确立了华夏和夷狄的关系：王畿在中央，四周是王臣采邑，在外面是子男和诸侯的封国，蛮夷戎狄在最外圈。

秦统一中国之前便有五岳五镇四渎四海之说。五岳落散在诸侯，不单属于哪一国，而且也并不是最高最美的山，但它们却成为“天下”的地标。“大一统”的概念呼之欲出，比“大一统”的实现更早。用李零的话说：“‘大一统’是个非常古老的梦。”

在此梦的驱使之下，在“胡焕庸线”划定的漩涡之中，周代、秦代以及中共取天下的路径惊人地相似：取陕西、经山西、进入华北平原、河南、山东……最后底定天下——这是“我们的中国”的历史维度。

“我们的中国”出自闻一多的诗《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此诗情感炽烈，用作题记，传递的却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情感。李零在讲述中国的两次大一统的段落中，插播了一则附论《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此论的大义是：“民族国家”是从欧洲历史中产生的概念，但“民族主义”在现代西方语汇中绝非一个好词。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历代志士仁人重整破碎河山，乃是回应西方的挑战，没有这种回应，就没有现代中国。

书中的一则注解，更显现出作者对“大一统”的“回护”之意：“中国的‘大一统’范围有多大？历代不一样。西方汉学家，最最讨厌，就是讨厌‘大一统’。这是最有特*的讨厌。他们要解构‘永恒中国’，一要破其长，二要破其大。时间上拿刀切，空间上也拿刀切。切来切去，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只有小中华，没有大中华……他们有一个定义，自以为颠扑不破，就是‘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叫中国人’……他们说，商代的安阳人肯定不说三星堆话，西周只是形状像花生中间满是窟窿的一小块儿瑞士奶酪。中国太大，历史太长，你不喜欢，可以，但不能说，它不该这么大，不该这么长，非把它切碎了不行。”

这是实然层面的“回护”，而实然不可理解为应然，否则实在小觑作者思想的精致和深入。

李零在书中写道：

“大一统当然专制。国家大一统是专制，宗教大一统也是专制。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过去，专制可是个硬道理，硬到让你绝望。

“无可奈何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反对？而且一代一代，总是有人反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只有理解历史的漫长、宏大、沉重和压迫感，你才能理解文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