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一次鲜为人知的笔战 [哈哈镜]

在爱情小说、校园小说、玄幻小说等类型小说蓬勃发展的今天，作为类型小说中的重头戏——原创侦探小说，在国内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原因何在？近年来评论界已有多分析，这里只想谈谈68年前两位文化巨子展开的一次鲜为人知的笔战，让读者们从中一窥究竟。

邓伟摄

1946年，以《大公报》驻英记者身份在欧洲游历7年，沐浴了二战战火的萧干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出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他一方面继续着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将冷峻的目光转向国内文艺界，一番观察和思考之后，他在《上海文化》杂志第十期上刊登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

萧干说，他回到上海，在书摊上看到了原创侦探小说，起初十分兴奋，但没过几天就下了一个结论：“中国尽管有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最近是不会走运的，唯恐写通俗小说的朋友们在这上面下了注。”

何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呢？萧干在文章中解释道：“正如集中营是法西斯的产物，侦探小说是只有英美那样国家才会风行得家喻户晓，别的书有趣味高低之分，侦探小说的吸引力是几乎普及的。读得人多，写的人也特别踊跃……怎么它是英、美的专利呢？（因为）在人权没有保障的环境下，侦探的心计是多余的。”

萧干进一步阐释：“侦探案最微妙的情节是读者明明已猜出案子是谁干的，甚而侦探也猜出……但在没有捉到真凭实据以前，侦探就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凶手晃来晃去，进出夜总会，前簇后拥地往来繁华场面。可怜的侦探得沐风浴雨伫立在街角，狼狈地谛听、窥视，企图抓住一滴滴实证，然后好由警局下令通缉。一个中国人读至此地，很奇怪地说，何必装腔作势，何不先当嫌疑犯抓了去，若不肯招认，打他一顿完了吧！对，如果这样做，侦探案自然就不存在了。而中国所以不会有侦探案，正是因为中国有法外抓人的便利……一顿刑，要什么就有什么了。有这么直截了当的‘捉审’办法不用，而偏雇个福尔摩斯出入四马路的漆黑弄堂，无怪读者认为全是矫揉造作，缺乏真实*了。”

接下来，萧干以几个事例介绍民主国家依法治国的严肃*，特别是用纽伦堡审判来说明他的观点，格外有力。

1945年，萧干前往德国亲历了纽伦堡审判，这场审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1000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上百个专家证人做鉴定，每个纳粹战犯都被指定了法律援助。“为了处死那11个歹徒（指纳粹战犯），联军所费的人力、心力、物力，可以说是无法计数了……由东方人看来，这是何苦呢？但这一举政治作用可大了，这不止是向世界表明联军和法西斯的作风不同，一年来的反术辩白，抑且将使德国史家降服了。”

萧干继续写到：“每天报上我们看到多少‘嫌疑犯’被捉，有时，遇到了政治*的重案，捉的人数可多至几百。在这情形下，当然没有侦探活动的余地，硬要写侦探小说，当然是勉强做作了。”

所以，在文章的末尾，萧干发出了这样的疾呼：“我奉劝迎上头去想赶上英美侦探小说的朋友们，先逼逼我们的司法行政！”

萧干此文一出，震动不小。日本铁蹄肆虐八年间，中国的文化艺术饱受荼毒和摧残，侦探小说亦未能幸免，这时一干作家正欲奋起，名记者却做此断然决然之否定，实在令人泄气。一位署名“火页”的杭州读者给大公报投稿《侦探小说走运论》，对萧干一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说：“就杭州书市的情形而言……从《福尔摩斯探案》到《包公奇案》，从民国初年的《沪上奇案》再版本到战后新出版的《原子探案》，五颜六*的封面，琳琅满目，真有令人‘观止’之感，据老板告诉我，这些探案都是目前的‘最畅销书’。”

火页拿身边的青年同学和失业的朋友举例，说明他们酷爱侦探小说的原因，正是出于中国的法制不健全，中国警察的刑侦手段太落伍，所以“分析我国侦探小说的读者心理，一是羡慕外国的法治精神，一如我们受了‘不自由’的束缚，而愈喜欢乐道外国人如何自由的故事；二是蔑视我们的法律和执法者……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想向光明之道前进……是无怪乎侦探小说要走运了”。

这位杭州读者对萧干的文章一定是相当不满，不然不至于把“烦”字拆开来做笔名。不过，萧干的批评是针对侦探小说创作者的，读者的反击固然有力，但只能说是这场笔战的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