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诗人孟浩然偶过故人庄,和好友在田庄里闲话桑麻,恬淡适意,临走时恋恋不舍,相约“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不晓得这个约定最后实现了没有,但是重阳节后,菊花的确陆续开起来了。虽然城市景观植物里菊花并不多见,不过这花向来号称“花中隐逸者”,既是隐逸,本来就该是没有存在感的吧。
菊花展上的菊花倒是很热闹,琳琅满目的品种被小心培育出来,姹紫嫣红花枝招展,漂亮得几乎可跟牡丹芍药媲美了。但这和我印象里的菊花并不相同,小时候居住的小区里,我家在往最深处走的一排,每幢楼门外都有一个花坛,印象最深的就是秋季,家家门前菊花盛放,黄黄白白紫紫,纯*一丛丛的,朵朵都是细长的花瓣朝花心堆起,偶尔有品种不同的,也是花瓣的卷更大些,都是没有波澜的美,乍看也未见惊艳,只是一年花开多过一年,秋末几阵风雨,堆在地上的瓣也一年厚过一年,黄黄白白紫紫,碎锦似的铺着。屈子《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开时寂寞,落时缤纷,是独属于菊花的美与高洁。
“梅兰竹菊”自古以来就是名满天下的花中四君子,这地位真是够高的了。我曾想,菊花若是生在春天,还会有这样高的地位吗?春花烂漫,菊花的姿*相比起来就有些黯淡了,一不小心就会湮没在璀璨的花海中。但秋天肃杀,并没有太多生机勃勃的事物,菊花偏在此时凌霜傲放,怎么会不引人注目呢。唐代元稹《菊花》诗里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这是很多人的心声,最先的和最后的总是特别容易被人记住,报春的梅和尽秋的菊,都是这样的。
谈起菊花,人们常会想起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影子。世人皆知,“晋陶渊明独爱菊”,隐士也总是爱隐逸的花。久而久之,隐士和“隐花”就绑在一起了。“东篱”是隐士的小院中“隐花”盛开的地方,本是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可好巧不巧,却偏偏能借着一句诗留下名来,以至于后世许多有名的文人院中都有了这么个东篱:“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这是唐诗僧皎然僧院里的东篱;“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这是白居易家的东篱;“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这是李清照家的东篱;“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是林黛玉所住的大观园里的东篱。宋代陆游还专门写有《东篱记》:“插竹为篱,如其地之数。埋五石为瓮,潴泉为池,植千叶白芙蕖,又杂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东篱’。”
菊花是当世名花,除了被附会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外,有时甚至还能衍生出灵异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黄英》,讲的是爱菊人马子才和菊花精陶家姐弟的故事。马子才爱菊,爱到什么程度呢?“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这在舟车不便的古代,爱得不可谓不诚。于是有奇遇,偶逢菊花精陶家姐弟,可能是被他的诚意打动,对方欣然答应去为他治菊。菊花精亲手种植,马家的菊花当然开得又好又奇,于是陶家姐弟做起了菊花生意。后来姐姐黄英嫁给了马子才为妻,但两人却一直对是否该贩卖菊花有分歧。马生认为把高洁的菊花拿来贩卖是对菊花的侮辱,但陶家姐弟却觉得卖花并非不正当的职业,其间黄英说了一句话:“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黄英觉得,如果爱菊的人一直贫穷下去,会让人们一直觉得陶渊明之流生来贫贱命,难以发迹。人们不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富贵,但也不必因为怕人嘲弄而去追求贫穷。故事里的黄英是高洁的菊花的化身,由她口中说出的这个观点,说不上是不是对那些“刻意”高洁之士的嘲讽,但也传递了蒲松龄超越世俗的考虑。
陶家姐弟种的那种“款朵佳胜”的菊花,历朝历代也不多有人培植出来,于是就有人对菊花的美提出过质疑,此人就是惯爱唱反调的李渔。在李渔心里,“菊花之美,则全仗人力,微假天工。”他觉得即便像牡丹这样的花,也只是冬天施施肥,夏天浇浇水,就自然国*天香。而菊花,栽前有入土、插标、记种种种事;而种下后,还有防燥、虑湿、摘头、掐叶、接枝等等繁冗的工作;就算好不容易开花了,也还要考虑防雨避霜,染*变容……致使养菊人一年到头没有片刻闲暇。简单说就是,李渔觉得培植那种“丰丽美观”的菊花*价比太低了,但如果不这么做,种植出来的菊花就会像婆娑野菊,只能用来点缀疏篱,供人们兴起的时候采它东篱下。所以“菊花(这里指特别好看的那种)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
这一说倒是别致的,值得我们在赏菊之余想一想。尤其是一些爱菊人,爱的究竟是菊花展上国*天香的那些,还是东篱下稀稀疏疏的那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