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生育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夫妇面临的人生困境——如今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的危机。日益累积的急切需求下,地下dy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规模庞大的生意。
无法生育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夫妇面临的人生困境——如今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的危机。日益累积的急切需求下,地下dy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规模庞大的生意。
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的财富阶层、具备生育能力却收入微薄的贫寒女*、渴求更高物质回报的妇产医护人员,嗅觉灵敏的地下中介捕捉到三者间潜藏的商机,将各方需求对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条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地下产业链,并盘踞各方之间,抽取巨额分成。
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长的灰*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终在各方难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进,期间多有相互猜疑、隐瞒乃至欺骗。爱情、繁衍、财富、欲望、伦理、法律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催生出了一个不为人知且乱象丛生的神秘地下市场。
《智族GQ》编辑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地,遍访地下dy产业链各个环节,还原隐秘利益链条的运转机制,并尝试去探寻人*在其间发挥着何等作用,又会将其导向何方。
一
陆晓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轿车会开向哪里。眼罩蒙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机,黑布堵死了车窗上可能透光的缝隙。车里还有三个女人,和陆晓琳一样,她们身陷黑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将去往何处。
陆晓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却知道她们登上这辆车的缘由,都是为了赚钱。其中一人和她一样,为不孕不育者提供dy,满足他们借腹生子的心愿。另两人不愿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几小时后,几颗与陆晓琳并无血缘关系的胚胎将植入她的子宫,十个月后若能顺利生产,她将获得18万元的酬劳,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将为此付出七十余万元。
两笔金额间的差价,将落入组织这次行程的dy中介和医生手中。这是游走于灰*地带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下dy交易,车辆驶往京郊一处不可公开示人的手术场所,中介与医生合伙建立的“实验室”。
陆晓琳平日里被叫做“代妈”,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户面前,中介又把她唤为“志愿者”,“为爱心孕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人”。中介把高额酬劳吸引来的“志愿者”们集中在一起住宿,24小时看管,不准随意外出,不准乱吃东西,不准穿高跟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跟任何人透露住址。唯一鼓励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在八人一间的宿舍里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等待的时间或许几天,或许几个月,还有人等了四五年,其间每天只领20元生活费,“这钱别人挣得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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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黑暗当中,陆晓琳失去了方位感,也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就在她渐生睡意时,车辆抵达了目的地。摘下眼罩,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
相较于与中介长年合作的私立医院,实验室设备更先进,移植成功率更高,但只有中介完全信得过的代妈,才有去这里移植胚胎的资格。代妈们既能帮中介赚取高额利润,也能使其遭受惨重损失,双方关系微妙,往往相互提防。有人怀孕五个月后一走了之,有人收到第一笔佣金随即报警,有人鼓动全宿舍代妈集体“跳槽”到另一家中介。实验室包藏着地下dy市场最核心的机密,昂贵的医疗设备、违规操作手术的医生、客户提供的胚胎均聚集于此,若是baoguang抄查,对借此赢利的人堪称灾难。
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到实验室内部的秘密——一栋白*二层别墅,一层是厨房客厅,二层有四个房间,一间用于取卵移植,另三间供代妈们术后休息。院里有游泳池,种菜养鸡,满是生活气息。
陆晓琳觉得自己能来这里,是因为“待的时间长、*格老实好欺负,不惹事”。中介此前已安排她尝试移植四次,无一成功。心想着着比自己晚来的人纷纷怀孕搬进两人一间的公寓,领取客户支付的每月两千元生活费,自己却只能挤在阴暗潮湿的上下铺宿舍里每天领20元,她满心懊恼,反复祈祷这次一定要成。
实验室里有两男两女四名医护人员,陆晓琳觉得一名男医生的脸孔有些眼熟,随口闲聊了几句,果然见过。中介之前为了安全隐蔽,曾送她到山东枣庄一家医院做胚胎移植,当时主刀的医生正是此人。对方说他已辞去当地公职,到北京这家实验室专职做胚胎培育移植。
按照医生安排的手术流程,供卵者在先,dy者在后。等待期间,护士让陆晓琳不停喝水,喝到膀胱发胀,并且不准上厕所,说为了手术方便,B超看得清楚。
躺上手术台,陆晓琳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对面房间摆放着两个冒着冷气的大桶,里面都是冷冻胚胎。医生用金属窥阴器撑开**口,在B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这是一根极为细小的管子,顶端还有一小段更细且具有弹*的小管。助理递给医生一个连着细小管道的针筒,将胚胎注入了陆晓琳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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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家被查的中介在中介微信群里提醒其他人:兄弟们,今年查的有点早,收拾东西,赶紧撤。有人在群里发送了一段办公室遭遇查抄后的视频:“他妈的,把老子的好东西全给搬走了。”
朱幸运地逃过了抄查,接到群里消息后清空了办公室,将存有客户信息的电脑和相关文件搬回了家里。出乎我意料的是,风波过去仅仅两天,他却仍然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他对此解释道,查抄并不会对生意造成实质影响,类似的事每年都有,只不过今年比以往时候来的要早一些。对中介们而言,短期内只需将移植手术转移到外地进行,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切照旧。
“其实调查baoguang也未必是坏事,反倒是一种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还有dy这条路可走。”他笑着说。
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门合理正当的生意,是我接触到的dy中介的普遍心态。即便是对dy心灰意冷的米姐,也认为自己当年从事的是件“特别干净的事情”:“很多人老说是这行暴利,中介太黑心。可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对吧?谁也没逼谁掏钱。客户得了孩子,代妈赚了钱,各方都受益。赚钱怎么了,什么生意不赚钱?有人乱搞不等于事情本身不对。”
眼下,李苏夫妇正沉浸在dy合法化之后引领行业风潮的畅想中。接受我采访不久后,李爱加又登上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舞台,宣讲她的“爱心孕育”理念。她将爱加国际类比于滴滴出行,要“先做出高度,再谋求支持”:“你不要老等着国家给你政策,对不对?它可能想给,但它暂时还没法给,那你就自认为它已经给你了就行了。”
乐于谈论dy正面意义的中介们,并不会主动谈及那些为他们赚取高额利润,却常常遭遇风险意外的代妈们。例如陆晓琳。她在爱加国际第三次怀孕的结局是,怀胎八个月后再次流产。如今,她已结婚一年有余,二人曾多次尝试要一个孩子,却一直没有结果。
陆晓琳心里清楚,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困局。做dy是为了赚钱生子,然而经历了反复移植、流产,她很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她每个月都偷偷去庙里烧香拜佛,企望上天赐予她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而她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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