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形体的体积,他们并不希望通过透视图像来忠实呈现知觉客体的结构
;他们所期待的画中真理是,
画家
能够使得气息-能量、即意向*载体通行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形象。”
在《大象无形》中,朱利安
(Fran?oisJullien)以西方人视角分析中国传统绘画,以不在此山中之见,阐释了“
解放*的空间经验
”
何以避免了
“
空间经验的贫瘠化
”
。本文节选自该书第十章《画中真理》。
在西方,如果说有一种图画研究曾检验过我们的真理观,并使之聚焦于对一种客观再现的寻觅,即严格地分解和重建物体
;它因此导致了绘画的重大变革,它先是显现为一种征服,后来显现为一种思想失败……那么毫无疑问,它就是所谓的“
线*
”
透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把视觉科学应用于再现科学。因为正是在这种透视法上,欧洲绘画把知觉真理推至巅峰,将视觉化约为一种投射机制,一旦构建了这种投射机制,就能够让透视图像精确吻合自然视觉所提供的图像:通过透视法,诸物与真实空间被再现于画面上,所依据的是它们的形式、以及它们的维度和位置的精确的数学规定,图画图像最终是
“
忠实的
”;在透视法里,错觉是完美的。至少——
但这个
“
至少
”
埋下了隐患
——
如果单眼睁开并且处于视线所形成的金字塔尖
(其底面是有待于再现的对象),从与画家所采取同样的投射中心出发,以同样的距离观看画作,并始终保持完全静止不动的话,错觉就是完美的,图像就是忠实的……
众所周知,现代绘画从塞尚开始,倾向于反抗上述种种限制,反对这种组配
(montage)的武断专横。勃拉克严厉地评论道,“
文艺复兴
(在绘画上)混淆了景别和构图”;它所达到的逼真“
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
”
。事实上,如果说像阿尔伯蒂那样的科学家在透视法里发现了科学自然主义基础,而这种自然主义扫清了一切宗教假设、或仅仅象征*假设的空间视觉,如果说依靠几何学并使用光学法则建构的透视法,事实上最严格地呼应欧洲古典科学的种种要求,以至于变成其知识型
(episteme)基础的组成之一,那么,现代画家则认定这种物理观使我们的空间经验贫瘠化,从而孜孜不倦地力图破除这种物理观。因为他希望恢复空间原有的无拘束*,将之构想为一种孕育平面与矢量的无尽能力,借助于目光的自由流转而推动空间中的共同呈现(co-presences),由此系统地展开各轴和各种潜在*;画家解除了被欧几里得几何学塑造的习惯所带来的手法技巧,他虽然仍追求宗教神视,但自此以后转向感觉的直接并恢复感觉的眩晕:画家首先是这样的人,他能够把自己的目光剥离于心灵的建构,最终抛弃任何令人放心的视觉调节,冒着风险去“
看
”
。
然而,中国始终在逻辑上远离这个真理战场,既不曾懂得依据透视法则对知觉客体进行抽象编码,从而亦不曾摆脱古典科学的抑制而在现代时期返回一种解放*的空间经验,用勃拉克的话说,纯关系*的空间经验只顾诸事物的
“
关联
”
而令我们
“
忘记
”
诸事物。老实说,中国绘画尽管持续发展了数千年,却似乎甚至并未臆想过争论得失。事实上,如果说透视法正如任何描述*的几何学论着所界定的那样,是一门学习在二维平面上再现三维物体的科学,目的是让透视图像吻合直接视觉所提供的图像,而这种三维*构造出知觉客体,那么,这样一种研究之所以难以吸引中国画家和画论家的兴趣,是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形体的体积,他们并不希望通过透视图像来忠实呈现知觉客体的结构
(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避免把雕塑和绘画混为一谈);他们所期待的画中“
真理
”
是,画家能够使得气息
-能量、即意向*载体通行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形象。在比郭熙画论早一个世纪的、最优美的中国画论之一里,有一位初学者提问道:“
何以为似
?何以为真?”(荆浩,公元十世纪,《笔法记》,《唐五代画论》,第251页)。老叟回答说:“
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
(图像和现象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