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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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07-26 12:06:23 评论(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初拓本）
杭州西泠印社藏有一块
“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
。此碑立于距今
1900多年的东汉光武帝时期，于清咸丰二年（1852）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出土时碑额已断缺，高93厘米，宽42厘米，共存217字。碑文是一位“
三老
”
及其后两代人的名讳与忌日，释文如下：三老讳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宗君，癸未忌日。
□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讳捐，字谒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戍忌日。伯子玄曰大孙，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纡曰子渊，次子提馀曰伯老，次持侯曰仲雍，次子盈曰少河。次子□曰子南,次子士曰元士,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鶷名,次女反曰君明。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稽履仁，难名兮，而右九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刀射，□及所识祖讳，钦显後嗣，盖春秋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敬晓末孙，冀□祖德焉。
汉代的
“
三老
”
，是一种掌管教化的虚职，乡、县、郡都设有，并非正式的官员编制，而只是荣誉尊衔。
“
三老碑是三老第七孙名邯者所立，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在言语文字上知所避讳，并且记住祖先的德业，晓得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人祭祀，故而称之为三老讳字忌日碑。此碑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且
“
文字浑古遒厚，介篆隶间
”
，对于古代书法篆刻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碑从发现到
收藏
，历经坎坷：清咸丰二年（
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清除污垢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
金石癖
”
周世熊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内容与字体，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民商量运回自家，并
“
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
”
。咸丰十一年（
1861）10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
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
”
，便认为
“
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
”
，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此碑，用心
收藏
，并以拓片相赠同道。
1919年，上海
古董
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有日本古董商欲高价向陈收购“
三老碑
”
。浙籍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得知后，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认为古物不应外流，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力阻此碑外流，共商保护大计，并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西泠中人闻此而动，以
“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
”
为议，布告同仁协力
“
醵金（
‘
醵
’
音
‘
聚
’
，醵金即集资、凑钱）赎之
”
。浙人纷纷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
“
不旬月而事集
”
，共
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以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
汉三老碑
”
归藏西泠印社。
“
汉三老碑
”
目前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
“
浙江第一碑
”
，也成了西泠印社的
“
镇社之宝
”
。由于西泠印社是我国篆刻界的高地，而篆刻以汉印为宗，但在此碑被发现之前浙江却没有发现汉碑，因而此碑的价值不言而喻，可谓是
“
一石撑起一片天
”
，这个天就是浙江东汉石刻的天。据说，在各方纷纷捐款之外，当年西泠中人
“
由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舟等，各捐献书画印谱十件，古画三十件，举行义卖
”
。单单从这些人的书画、印谱和
30件古画来论，即可见此碑之“
重
”
。
与此碑之重相对应的，是一个人的见识之重要。从此碑发掘到最终落户西泠印社的周折中，可以看出所有参与者对于此碑的
“
见识
”
和态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村民的无知，遂使其掘宝而失，白白地让周世熊据有；村中诸生宋仁稍懂文化，而不知石碑之价值，因此虽然他也有机会获得此宝，最后却只是做了一个
“
通报
”
人；周世熊深谙金石之重，所以
“
连夜
”
将此石
“
移置山馆
”
，是一位因有
“
见识
”
而获益者；然周识金石之重，而未见此碑对于浙江尤其是浙江金石界之
“
重
”
，遂将此石售与陈渭泉，造成了此碑的
“
外流
”
；陈渭泉深识此碑之经济价值而待高价沽之，此种
“
见识
”
致使此碑差一点落入日本人之手；而最终是西泠印社诸人识得此碑的艺术、历史、文化以及其对于金石界的重要，尤其是深识此碑对于浙江本区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最终集众人之力留此石于孤山之麓。而在民众之外，还有一个政府的态度问题。如果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和余姚政府对文物有充分的认识，就有可能早对此碑有关注、有动作，此碑就不必经由余姚到上海再转回到杭州，也不必要花费逾万块大洋的巨费才将此碑置于西泠印社了。
其实，
“
汉三老碑
”
收藏
的曲折经历，映射出的是见识之于个人、国家、民族之重要。哥白尼的
“
日心说
”
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时期就已经引入中国，而国人（包括皇帝和那些极有学问的大臣）都持否定态度；到了清朝，皇帝和大臣们依然不接受这种科学理论，包括康熙、钱大昕、阮元等皆是如此。直到数百年以后的清朝末年，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一系列的惨败后，当中华民族已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才促使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现代科学的优越*，才有了如
“
五四运动
”
一类现代思想运动。
或许，认识到
“
见识
”
的作用，也是我们重温
“
汉三老碑
”
经历的现实意义了。（朱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