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发声的背后，是严谨的调查和对真相的洁癖

我作摄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改变

摄影，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但也需要影像本身的力量

还有无限接近事实本身

所呈现出来的价值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极光视觉创始人之一

代表作《腾格里沙漠污染》、《天津大爆炸》、《悬崖上的村庄》等，曾获中国摄影最高奖金像奖、获得2016年荷赛奖一般新闻类三等奖、5次获得中国新闻奖、2次获得金镜头年度杰出记者、2015年中国最佳环境记者、2016年当选CCTV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等。

2017年，陈杰获奖无数、好片频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而2018年，陈杰突然“沉默”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作品。2019年视觉中国&500px年会盛典现场，沉寂已久的陈杰再次现身，以主题演讲《影像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了2018这一年里他的所见所闻与内心的蜕变历程。

2014年，我选择回归一线

我做了20多年的摄影师，实际上却是在2014年才真正回归摄影，之前我在报社做记者，都是碎片化的去拍照。那我为什么选择回归一线？

对自己强烈不满。我觉得摄影师首先要否定自己和批判自己，尤其是在如今，所面临的复杂性，恰恰是给予了影像表达更多的可能性；

作品为立身之本。我过去拍了很多照片，也获得很多奖，可是我自认为自己是没有作品的；

知识结构从碎片化到系统化；

作品即能量场。我经常会用能量场来解释自己，其实摄影的能量是指摄影的认知水平、影像的表达水平和行动的力量，而能量场则由这些因素构成，最后才是传播。

自由的拍摄。我目前的拍摄都是跨度几年的项目，从过去的碎片化到系统化，从过去表层的理解到深入的理解，包括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解，能更为深入的去探知一些东西，实际上是自我解构重新建构的过程；

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更踏实的养活自己。因此目前我拍的照片都是我自由选题，根据社会热点、历史的脉络去呈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2017年，我到底拍了什么？

《腾格里沙漠现巨型排污池》

《天津大爆炸》

《悬崖村》

在2014年之后，我做了几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报道，《腾格里沙漠》、《天津大爆炸》、《悬崖村》等。大家都在问，2017年，我到底拍了什么？实际上，2017年，我走了将近100多个乡村，包括甘肃、新疆、青海、四川和贵州，做了大量的调研。我在17年、18年这两个年里都在思考怎么进一步提升自己，因此，我决定筹建工作室。

2018年，建立“杰出工作室”

在建立工作室以前，我一直是单兵作战。我有了一些作品以后，常自以为是。实际上，当我和刘旻一起做一些调查领域的报告后，更加意识到“严谨是最大的安全”。比如我做环境方面的报道，出一点纰漏可能会葬送我整个职业生涯，是在刀尖上如履薄冰。在过去那几年，环境是个热点问题，但我的很多相关报道还需要更严谨。

直至2017年，我与刘旻合作之后，发现刘旻知识丰富、对学术态度十分严谨，这两点对我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互补作用。因此我们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不断的给对方最好的支持，最大程度消除“自以为是”，使得我们展开更宽阔视野的思考和素材积累。

贫困和环保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选题和领域。我们不追热点，我们力求让我们所关注的事件或故事成为热点。有时候我觉得，我接触的题材单纯用图片和文字来表达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会用摄影、摄像的形式呈现。

不能说我目前是在拍纪录片，只能说我是在拍记录片的素材，如果它需要构成一个纪录片，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需要跨度一年到两年。因此我目前所有的拍摄项目，都是按照两到三年，甚至五年的时间去开展。我觉得摄影师最擅长的就是学习，而我目前也是处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

环境类报道

2014年，我个人做了10篇以上影响较大的环境类的报道，如《沙漠之殇》、《被工业废渣侵蚀的保护区》。2017年以后，我开始和刘旻合作，做了一些环境系列的报道，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每一篇文章都要求掷地有声，甚至能够推动改变。

《长江源》

过去长江源面临着被开发的可能性，

但是在之前的30年时间里，

长江源冰川退化了1600多米，

实际上应该要遏制人类的活动，

包括当地牧区人民的迁移。

但这个地方却是媒体所不能触碰的禁区，

因为涉及了青海和西藏两地之争。

但是我和刘旻顶着压力，去到海拔5600米的地方，

忍受着艰苦的环境，调查了十几天，

最终把这个问题报道出来。

长江源也因为这一系列的报道，

被保护下来，到目前为止，

这个地方被永久地封存，

且西藏自治区也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三江源》

《三江源》也是环境系列报道之一。

虽然国家对三江源公园进行了立项，

但是很多人对其生态环境并不知晓，

当我们在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

发现一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报道。

因此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

在三江源排查出44个矿点，

目前这些矿点已经全部封闭，进行生态恢复。

其实以上的环境问题都是隐藏在海拔十分偏僻的地方。

《兰州有毒危废》

我们对于每一个环境事件的典型性都十分关注。

这是去年关于甘肃兰州的报道，在所有的报道中，

最艰苦的除了影像的拍摄之外，还有文字的调查。

我们不仅对企业、受害者、监管者进行调查，

也对监管部门渎职进行了追问。

《内蒙古苏尼特碱业公司》

这是关于内蒙古的环境调查，

这种问题在内蒙古和青海都是十分普遍的，

也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中寨村的“兔子洞”》

这是我们最近做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结构非常严谨，

编辑在编辑稿件时，

对刘旻撰写的调查稿几乎不删除任何专业性的阐述。

因为在面对一些污染十分隐藏的企业，

我们会提出十分专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敢有任何的糊弄。

因此我们所有有关环境等事件的舆论监督报道，

都能直击核心，积极推动问题解决。

而且，报道内容的严谨，不惧任何的挑剔。

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需要珍惜每一个向公众发出声音的机会，让每一次发声，掷地有声！这意味着，发声的背后要有严谨的调查和对真相的洁癖。只有严谨的报道，才能真正推动事情的发展。

贫困类报道

这一年我们主要调查的主题是“贫困”，我们认为“贫困”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那如今我国的贫困现状是怎样的？我们在新疆的南疆、甘肃的定西、四川的凉山、贵州的毕节，中国连片区域，包括前一段时间国家指出的三区三州，也就是中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方，也是极贫之地做了大量调查。

如《悬崖村》，面对这样的现实环境时，我们最关注的不是贫困，而是孩子的安全。正如我、我们在报道里的最后一句话：“安全是最大的民生”，这才是我们关注“悬崖村”的初衷。“悬崖村”的报道随着报纸、网络的传播，引起了全社会和高层的关注，也推动了“悬崖村”的变化。

《悬崖村专题》

2016年5月14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

在3名家长的保护下，

15个孩子从山下的勒尔小学出发，

踏上放学回家的路。

他们要顺着垂直的悬崖攀爬17条藤梯，

才能抵达比山下学校垂直高度超过800多米的“悬崖村”，

即阿土列尔村勒尔组。

阿土列尔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崖村”，

72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处于美姑河大峡谷断坎岩肩斜台地，

所在位置就像三层台阶的中间那级，海拔1400多米，

与山下的学校及公路垂直落差约800米。

2016年5月14日，爬山开始前，

陈古吉用背包绳绕过儿子陈木黑的胸口，

在背后打上结，以确保儿子的安全。

陈木黑6岁，是年龄最小的学生，读学前班。

2016年5月14日，

孩子们在攀爬一段几乎垂直的“天梯”回家。

15个孩子中多数是女孩，在3个家长的保护下，

背着十几斤重的书包，用了2个多小时到达“悬崖村”。

2016年5月14日，

几个男孩在攀爬过程中，

坐在“天梯”上休息。

2016年5月14日，孩子们在攀爬过程中，

聚集在狭窄的崖壁上休息。

整个路程，大部分休息的地方处在悬崖边，

空间狭小。

2016年5月13日，阿土列尔村，

一位下山赶集的村民用绳子拴着两只鸡挂在肩上，

因道路不便，

村民种植的土特产和养殖的牲口很难运到山下。

2016年6月1日，陈古吉一家人一起吃饭，

他的孩子除了最小的，其余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承担家务。

2016年5月12日晚上，

村民坐在玉米秆上搜寻手机信号，

村里没有发射塔，

全靠山下发射到的微弱信号接收手机短信和打电话。

2017年10月5日，陈古吉的家里，

墙壁上挂满了背行李的绳索，

这样的情景在悬崖村家家户户都能看到。

过去，一般的情况，村里8岁以上的人，

都要背负从山下购买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山上的特产，

往返上下危机四伏的藤梯。

2017年6月17日拍摄的，今年新增的一条最长钢梯，

抵达阿土列尔村勒尔组最后一个休息平台，

去年这段没有修钢梯，存在安全隐患。

2016年11月19日，

孩子们攀登最后两段垂直高度达100多米的铁梯，

过去的藤梯几乎和崖壁垂直，

现在的铁梯倾斜在60度左右，

行走方便很多，也安全多了。

2017年10月4日，陈古吉的家中，

妻子俄地有洗照看着锅里的煮羊肉，准备晚饭，

陈古吉的孩子和亲戚的孩子聚在灶台边玩耍。

曾经在勒尔小学支教的老师万朝辉说：

悬崖村的孩子和过去相比，

现在精神状态、学习成绩和个人生活习惯改变巨大。

他说，改变悬崖村，需要从知识开始，

这一代的孩子是悬崖村的希望。

2017年10月4日，悬崖村的清晨。

悬崖村钢梯竣工后不久，索道也建成使用；

3个助农取款金融服务点落地，

移动电信4G光缆已经牵到山顶的悬崖村；

农作物都新添了高经济价值的油橄榄和三七等；

一项投资达6亿元的旅游产业投资项目，

也开始进入前期建设阶段；

短短一年，悬崖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

其实我们在做类似的报道时，有时会特别害怕当媒体过多干预后，地方政府会把全省或者全区之力来支援这些地方，就容易造成其他区域的资源短缺。因此我们会在报道时提出一些方案，会更多地介入这个事件来推动它的改变，不是一味地去批判，要把事情的根源说清楚，让专家和学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系列关注“悬崖村”，因为这个地方是整个彝族文化集中的地方，无论是从人文、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在当今“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这个地方更具有可记录的价值，所以我们更愿意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它的变化。

我们在做关于“贫困”的报道时，也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重新梳理的过程。过去我们带着一种同情、悲悯的感情，纯粹的强力干预和改变现状的心态去做调研。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索取这些东西，因此我们会重新去看之前的报道，对一些问题重新认知，对农民、土地的认知，以及目前这种措施对村落或好或坏的改变，都需要重新观察。

当扶贫措施与缓慢发展的农村发生碰撞时所产生的矛盾，就是我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大量的视频去记录这些东西。即使有很多东西暂时无法公开，但是我们觉得摄影师最重要的就是记录这个时代，能把这个时代你所感受到的痛点、矛盾、焦虑的东西呈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贵州贫困山区》

最近在拍摄的一组贵州贫困山区的过程中，

我陪着当地的小孩一起走六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

对每一个拍摄对象都进行了详细的采访和记录。

实际上，我已经不是在采访了，

而是在解惑一些我所未知的东西。

对于这个地方，需要摄影师谨慎地去记录、去改变，

如果你和采访对象有充分的交换，

你可以充分地挖掘影像的力量，通过传播，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我觉得很多时候，影像就在这个地方，

只不过是摄影师把它记录下来，

让它传播出去，带来更多的改变。

历史是小人物书写的，当透过镜头，凝视他们的时候，我获得了尊严，摁下快门那一刻，我心怀感激。因此我对我的镜头越来越慎重、谨慎，我的影像是有分量的，能把影像的力量、事实本身的力量挖掘出来，以此来推动、改变。改变虽然很难，其实也很简单，只是需要我们去行动、我们去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