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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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04-28 13:10:23 评论(沈元（1938—1970），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其父沈鹏为江苏镇江县县长，抗战期间主持修建滇缅公路。其母沈骊英任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主要从事选育栽培小麦。而号称台湾“四大公子”之一、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则是他的表兄弟。
校长沈君山记：“沈元是我的亲表弟，小我6岁。”“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著政府撤离到西南，接著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1956年，沈元参加高考，并以文史类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在北大学习期间，如其致师信中所言：几无片刻休息。有大量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一下课就跑去图书馆，每餐後也尽速赶去等图书馆开门，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然而敬业读书的学子却始终被目为“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
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1957年，沈元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英国《工人日报》，上面刊载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资讯是很难传入并为大众知晓的。于是，他便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并组织同学进行讨论。对于这份绝密档案，沈元的观点有二：第一，“秘密报告”在苏联正史中都是遮遮掩掩，这种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尚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第二，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斯大林问题的性质，不仅仅是赫鲁晓夫所说的“个人崇拜”，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搞的。
同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的墙报。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
实际上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悄悄地盯着。
沈元因这番惊世骇俗之论被打成“极右”分子，并被开除学籍，发往北京西郊修水库。当时他的一个姨表妹正和他谈恋爱，她找到他，并表示要跟他划清界限。年少尚未得志，命运便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1961年因表现良好，沈元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摘帽”之後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後即闭门读书，不问时事，潜心研究历史。
一九六二年，沈元的姑母将他所写的文章《论汉史游的＜急就篇＞》推荐给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导生。刘导生见其才华横溢，又推介给历史学家、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黎和其他历史学家看过这些论文後皆感震惊（据说郭沫若有言“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
经刘导生、黎澍、刘大年等历史学家的推荐，这篇文章得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论文被黎澍看中，黎澍并将当时处在街道居委会管下的沈元破格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领导的思想史组。
其後，沈元又在《历史研究》发表属於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署名“张玉楼”），两文均被《人民日报》转载，前者得摘要一万字，後者则系全文。如此际遇引出“沈元道路”一语，使学术界由衷欣喜。黎澍：“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周予同：“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
他接连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的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
一时间，沈元遂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学术新星，范文澜对其连连赞许，郭沫若称其为“神童”，甚至还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
然而，声名鹊起的背后，杀机随之而来。北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一些人向中宣部控告，指出沈元是右派，报刊杂志如此高调地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公然宣扬白专路线，对抗党的教育方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指示要彻查此问题，但调查组中亦颇多爱才之人，便与学术界达成默契，调查草草收场。不过，有些人得知沈元仍在用笔名发表文章，又再次告状，并给中宣部和毛泽东寄去了油印材料。幸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及时发现，指示黎澍不要再让沈元发表文章，才避免了事件的进一步升级。
1966年“文革”铺天盖地袭来，造反派肆虐，天下大乱。沈元作为摘帽右派，又年少成名，出尽风头，遂遭到红卫兵的连番冲击和批斗。他当时刚刚结婚，与新婚妻子东躲西躲，无处栖身，走投无路之下便给远在杭州的姐姐打电话，希望能够到她那里避一避。姐姐也已被严密监控，只好硬起心肠，表示无能为力。最后，陷入绝望的沈元只说了一句话：“好吧，那我走了！”
1968年9月1日，沈元买了盒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假扮成黑人，来到马里驻华大使馆，意图申请政治避难，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他被该使馆工作人员移交给了中国政府。被抓后，除了连番被公审，为体现“群众专政”，沈元还被交付当地居民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宽大处理。于是乎又有了第二次讨论，结果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这样的结果，没人敢为沈元说情，即便是最赏识他的黎澍，也只得欲哭无泪，表示同意。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布告，宣布判处沈元死刑。在刑场上，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里，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沈元大喊了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于是他被押了回去，但并没有交待什么。他只是在拖延时间，希望有谁能够救他一命，但他并没有等到。
1980年春天，沈元80岁的母亲终于等到了一张平反通知，通知上宣布：沈元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其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随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对沈元反革命罪的判决，并宣布沈元无罪。
面对这张可有可无的纸，沈元的老母亲并没有感激涕零，她只是说：“我不要纸，我要人。”可是，母亲再也要不回自己的儿子。
2009年，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了沈元的遗著《＜汉书补注＞批注》，根据沈元生前对《汉书》的批注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