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黄一鹤，哪来今天的春晚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刘玮、张赫、杨畅

编辑：报报

据中央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消息，央视首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8日凌晨2时4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黄一鹤出生于1934年4月，辽宁沈阳人。1949年参军后，在解放军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1960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从事编导工作，创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规模、不同形式和不同体裁的电视片。1983年，黄一鹤采用直播的形式吸引观众的目光，开辟了电话点播节目的专线并应用于首届春晚。随后，他担任了1983 年、1984年、1985年、1986年以及1990年共五届央视春晚的总导演，并成功推出了《吃鸡》《吃面条》等经典作品，启用了李谷一、朱明瑛、蒋大为、刘晓庆、马季、姜昆、朱时茂、陈佩斯、冯巩、赵本山、巩汉林、黄宏等一批活跃于春晚舞台的骨干力量。

黄一鹤。资料图片 周岗峰/摄

新京报采访了刘晓庆、李谷一和朱时茂，听他们追忆记忆中的黄一鹤，还原当年开拓春晚的故事。

春晚开拓者

首创直播、主持人、点播节目

央视在除夕举办晚会，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然而由于条件落后、电视机及卫星转播不普及，大多只是排练几个独唱、舞蹈节目，从未在社会引起太大轰动。

直到1982年深秋，黄一鹤接到任务筹备1983年春节晚会，他决定大胆地做一次“质的飞跃”。他集中了马季、王景愚、姜昆等艺术家组成策划编创组，并提出实况直播，开辟电话点播，启用节目主持人的提议。黄一鹤的提议曾得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姜昆也对此存疑，然而黄一鹤只回答了一句，“足球赛如果不直播，你看录播有意思吗？我要让中国所有观众跟我们一起过春节的时候，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于是，黄一鹤在600平米的演播室里摆放了五台摄像机，没有绚丽的舞台背景和先进的灯光，工作人员加起来不到60人。但茶座式的观众区、主持人与观众的亲密互动，直播的既视感，都让春晚有了浓浓的年味儿。

不仅如此，黄一鹤还首创了“主持人”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国内只有“报幕员”，按照流程通报节目名称；但为了春晚能够更好的与观众交流，把节目通过更有意思的方式串联起来，黄一鹤便尝试找一些懂幽默，又能活跃气氛的人搭配在一起主持，产生一些新的趣味点。

马季、姜昆等相声演员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中，但只有两个男的不好搭配，于是人气颇高的刘晓庆入选；又怕相声演员嘴太贫，曾演过不少内涵喜剧的王景愚得到了上春晚的机会。

刘晓庆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起当年黄一鹤是如何说服她上春晚主持的，“黄一鹤导演来请我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说服我，只是我自己斗争了好久，因为当时我是拍电影的，电视机在中国观众家里很少，一个联欢会，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因为我一个月工资只有50块钱，买一张车票很难。好不容易一年攒下的钱，要坐车回去和家人团聚。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可贵的。

但春节联欢会的规定就是要现场直播，就是说的是一个联欢会，也没觉得是多大的一个事儿。当时没有什么功利主义，主要是大家一起热闹就行，所以我也没有提什么要求，直播上就直接向四川人民问了好。然后从春节联欢会的舞台上就直接去了火车站，然后就赶回成都和父母团聚。”

刘晓庆说，当时是联欢会，没想到一下变成了第一届春晚，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晚会。当时看不到外国的电影，更加看不到外国的综艺节目，在这种情况下，黄一鹤导演完完全全（当然大家也有一份砖瓦的贡献）创造了这种形式的春节联欢会，一直到现在都沿用至今，所以今天黄一鹤导演去世，“我非常地、非常非常地难过，因为他就是经典。”

刘晓庆主持

王景愚、马季、姜昆任主持人

姜昆曾说，黄一鹤非常有“拼劲儿”，因为他的脑海里总有一个清晰的整体构思，对设计好的节目能够精准考虑，并让主持人像一个钩子一样，有机地把节目串联起来。1983年春晚播出后，一夜间全国所有晚会都有了“主持人”这一席位，而春晚主持人也成为晚会的标志性符号。

“观众想看什么就播什么”是黄一鹤办春晚的初心。1983年春晚的“热线电话”便开创了观众互动的先河。当年黄一鹤在演播室放了4部电话，观众可以打电话实时点播节目，还能参与有奖猜谜。那年除夕，热线电话从中午12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从未间断，晚会结束后，还有一位工人打进电话，说晚会播出时他正在工作，没有听到马季的相声，希望马季补说一段。于是马季便在电话里为他补了一段十几分钟的单口相声。这在当年“电视台是上帝”，观众提意见都成问题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创举。

1983年春晚现场设点播台

而当年最红的李谷一，一晚上被观众“点唱”了7首歌曲，其中甚至包括被封为“靡靡之音”的《乡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依旧思想仍僵化，这类表达个人情感的歌曲很难登上“ 大雅之堂”。然而黄一鹤却坚持用热线电话证明“ 观众的选择”。

他曾回忆，83年春晚第一通互通电话拨进来，点播的就是《乡恋》。但领导始终不同意演唱这首歌曲。随着点播的电话越来越多，直到黄一鹤把第五通观众热线提议给领导，领导终于一跺脚说“黄一鹤，播！”后来这首歌成为了当年最火的流行歌曲。春晚结束后，大量观众来信，赞扬央视是“人民自己的电视台”。

“当时我们就是希望观众可以改变晚会的播出程序，观众可以指挥电视台，节目播出应该是个流动的状态，导演组要根据观众的要求播出节目，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播出什么。”黄一鹤曾说。

《乡恋》

新京报采访了李谷一，她也回忆到，当时在节目组后台首次见到黄一鹤的情景，“当时他风风火火跑来跑去的，时间特别紧张，我也没来得及跟他讲话。”李谷一记得，第一届春晚其实并没怎么彩排，直播过程中节目也有些衔接不起来，但黄一鹤创新的启用了和场外观众电话互动点歌的形式，让李谷一在舞台上一连演唱了包括《乡恋》在内的7首歌曲和2首戏曲对唱。

“黄导是肯定这首歌曲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特别活跃，而且敢于尝试，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需求服务。从《乡恋》解放开始，我们的文艺发展也打开了一扇门。大家总是说李谷一很红，但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与他分不开的。”

1984年除夕，央视春晚接近尾声时，李谷一演唱了一首《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从此之后，这首歌不仅传进千家万户，也成为了历年以来春晚的固定节目。

在李谷一的记忆中，这首《难忘今宵》的诞生也与黄一鹤有着直接的关系，“1984年，黄导考虑要为晚会写首体现家国情怀的结束曲，希望能让所有炎黄子孙一起庆祝新年，他就请了著名词作家乔羽和著名曲作家王酩联手创作了这样一首歌。”

李谷一说，黄一鹤是一位非常尊重演员的导演，“当时他很谦虚问我对这首歌的意见，我说那咱们先录音吧！结果录完音发给他之后过了一个星期，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这首歌通过了！于是就有了一直唱到今天的《难忘今宵》。三十多年过去了，黄导的远见流传了下来。”

李谷一回忆道，这些年她与黄一鹤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有一年，我的从艺五十周年演唱会请他来看，他还很高兴。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央视的一档栏目上，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如今听闻黄一鹤逝世的消息后，李谷一表示很难过，“我永远铭记他的相知之恩，希望老哥一路走好。”

黄一鹤和李谷一合影。图源视觉中国

胆魄和坚持

差点因邀请张明敏被开除

1983年春晚获得不俗反响后，黄一鹤完全可以按同样的模式继续搞1984年春晚，然而为了满足观众对晚会骤然增长的期望，黄一鹤决定冒着风险再次创新。

1984年中国即将迎接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黄一鹤大胆萌生了邀请港台同胞的想法。当时他曾在公交车上偶然听到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歌词有黄河、长江，于是他便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张明敏参加春晚。同时，黄一鹤也邀请港台艺人和赵忠祥、马季、姜昆等人共同担任主持。虽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黄一鹤先对张明敏等人进行了“调研”，但仍有一些领导不同意如此“激进”的做法：“春节晚会是现场直播，可不是录像，万一他要说出一句不得体的话谁负责？”甚至某领导曾打来电话，称如果黄一鹤再坚持己见，就把他撤掉。黄一鹤当即挂断。但正是这样的胆魄和坚持，最终造就了经典春晚节目《我的中国心》。

黄一鹤的“叛逆”不仅如此。1983年，哑剧小品《吃鸡》大获成功，黄一鹤便联想到在1984年春晚再推出一个语言类节目。当年国内还没有对白小品，于是黄一鹤看中了凭借《二子开店》《夕照街》等电影名声大噪的陈佩斯，和因《牧马人》而红遍全国的朱时茂，并亲自邀请二人从零开始创作小品《吃面条》。

《吃面条》截图

由于没有任何参考案例和经验，朱时茂和陈佩斯在天坛体育宾馆的房间里憋了一个星期后，曾前前后后不辞而别了三次，“他俩觉得不好意思：住宾馆，不交粮票、油票、肉票，光吃饭不干活。”

每次黄一鹤都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我们是为老百姓做一档好的节目，要沉得下心，吃得了苦。搞创作大家都没主意，就是要同甘共苦一块战斗！”

在这之前，陈佩斯和朱时茂曾演过一个系列小品《拍电影》，内容是两个小青年想考电影学院，向主考老师展示自己的才华。由于小品太长，黄一鹤看了之后要求他们只抓《吃面条》这一点。一个多月后，《吃面条》基本成形，“但是大家心里都没底”。为了检验效果，黄一鹤把体育界的名流庄则栋、李富荣请来看演出，大家齐聚宾馆饭堂，密密麻麻地坐在马扎上。

“朱时茂跟我说：演到一半的时候，笑声没了，一看马扎上也没人了，心里一慌。接着演下去，慢慢地笑声恢复了。地上爬起一个人，又爬起一个人，都捂着肚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果”好成这样，黄一鹤却害怕了：“这么笑可以吗？这样的笑法，会不会被视为大毒草痛批一顿啊？”

彼时黄一鹤为港台演员上春晚忙于特批手续的事宜，已无暇顾及《吃面条》的审查命运。腊月二十七，上级领导下批示准许张明敏登台，大家士气大振。然而除夕夜晚会开始前一刻，陈佩斯和朱时茂又一次不见了。

当兵出身、习惯在活动前视察一番的黄一鹤，在演播大厅二楼的一个幕布后面，找到了二人。“他俩情绪很低落，说到现在也不知道《吃面条》能不能上，就在这儿躲一躲。”时隔三十年，回忆起这一幕，黄一鹤仍不禁哽咽：“在那个岁月里，人们干一点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含着泪跟他俩说：佩斯、老茂，这个节目没有人说可以上，但是也没有任何人说不能上。我是晚会的导演，我就可以做决定了：上！出了问题我负责。但你俩记住一条：表演时一定要按照审查的本子来，不要添枝加叶捅娄子。”

《吃面条》播出后，也曾有人质疑那是无意义的笑，黄一鹤却反唇相讥：“谁说没有社会意义？小品最后一句话画龙点睛：‘你就别考演员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你觉得做演员容易，可是连吃一碗面都吃不像，就是讽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

因为小品《吃面条》特别成功，第二年，黄一鹤很自然地又给朱时茂和陈佩斯这对黄金搭档发出了春晚邀请函。一开始哥儿俩还是不太情愿，但黄一鹤在电话中再次使出了“杀手锏”——“请你们吃个饭。”

《吃面条》

新京报也采访了朱时茂，据他回忆，黄一鹤导演对1985年春晚的形式做了很大胆的尝试，将春晚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但该届春晚过后黄一鹤受到一些批评，说整个春晚有点拖沓。后来，黄一鹤还做了自我批评。

不过在朱时茂看来，“其实黄导也是在探索，他为后来的春晚导演提供了一个经验，后来的春晚没有一个在这种大的体育馆里做。”

因为这些事情，黄一鹤导演给朱时茂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非常有魄力，敢作敢当，“他要是不同意的，觉得不行的，就是不行。他要觉得好的，绝不会放弃。”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大概是几年前，朱时茂忘记了是在什么场合，只记得拥抱了一次，“那种有过合作的友谊，见面之后那种亲切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

得知黄一鹤导演去世的消息后，朱时茂也很意外，前段时间他还想去看望他，但因为工作忙就没去成，留下了遗憾。

“黄导应该是开辟了中国电视春节晚会的先河，都说后来这些春节晚会都有什么改革，其实都是沿着黄导的路子走下来的，他给全国人民送来了一份大餐，每年中国的老百姓还都希望吃到这个大餐，如果没有黄一鹤导演，这种形式可能不会延续到现在。”

《吃面条》

链接

赵本山1990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总导演仍是黄一鹤。此前，赵本山带着茅台闯春晚的故事黄一鹤已有所耳闻。第四年，当赵本山再次于春晚编导组面前表演《老有少心》时，黄一鹤也不禁犹豫了。“当年我对他的小品也有一些看法，主要是对格调有些质疑：艺术是为谁服务的？嬉皮笑脸逗人笑，就太没价值了。《老有少心》这个名字就很不雅：这老头花心啊！”事实上，此前《老有少心》在地方已演出上百场，到最后赵本山表演得已经有些“油”——不是戏让观众笑，而是他本人在“逗”大伙乐。“人物形象不美”“情感不真实”“感觉抓得不准”是编导们看完后的普遍评价。

黄一鹤认为小品框架不错，但是需要改造，他请来王景愚按照戏剧科班的手法来导小品，名字也改为更显大气的《相亲》。“一个10分钟的小品，往往半小时都打不住。那时赵本山还缺乏把控能力。他毕竟是民间艺人出身，早年想演多久就多久，但电视台是争分夺秒的。上台前我跟他反复交代：不要乱发挥，时间有限，每句台词都要严格把控。”

《相亲》

互联网时代

我们更要记住黄一鹤的春晚创举

（撰文：何殊我）

黄一鹤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一节目类型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电视文艺迎来春天的前行者之一，让我们一起回顾他的成就，缅怀这位对中国电视文化行业贡献颇多的老人。

电视晚会，是中国向电视文化贡献的独特文艺类型。关注者谈及晚会，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春晚，而提到春晚，绕不开的就是黄一鹤了。作为央视春晚的同龄人，笔者在研究娱乐综艺的时候，也常会抚今追昔，感叹八十年代初春晚横空出世的天时地利人和，更加赞叹黄一鹤等人在当年的社会环境下敢于创新的巨大勇气。

黄一鹤。图/视觉中国

春晚从1983年春节诞生至今，不仅是老百姓大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三十六年来，春晚既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探路者角色，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不少政策都在春晚节目编排上得到体现；在大众层面，春晚成了万众瞩目的造星平台，陈佩斯、朱时茂、赵本山、张明敏、费翔等人在春晚舞台上鲤鱼跃龙门，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书写者之一。

如此一来，黄一鹤最为应该被铭记的贡献有二：一是创新，亲手打造了春晚，在风气将开未开的时候，建立、引领了一个历史潮流；二是勇气，在八十年代初，有胆有谋突破固有框架，努力呈现以人为本的文艺。

黄一鹤1949年参军，去过抗美援朝前线，1960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从事编导工作，创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规模、不同形式和不同体裁的电视片，1979年出席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经历和实力，保证了他对电视文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追求。当时电视刚刚在中国兴起，社会上下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巨大，能够有一台晚会在除夕夜调理众口，文化意义巨大。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现在谈到三十多年前的社会环境，不少人往往会受到改革开放初期打破禁区的印象影响，认为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朝气蓬勃呼之欲出的，认识不到历史的复杂性。

实际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很多看上去约定俗成的道理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有社会层面的共识。就拿流行音乐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有港台歌曲和录音机的传入，但有人想听邓丽君的歌还得偷偷摸摸的。正如《甜蜜蜜》等电视剧所揭示的那样，虽然广受欢迎，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办一台直播的春晚，其难度可想而知。黄一鹤的创新精神，在此时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据其口述有四个妙招，“第一，搞实况现场直播；第二，搞有奖猜谜和电话点播；第三，设置节目主持人；第四，请中央领导出席。”

这样就没压力了吗？最大的压力，莫过于现场观众对李谷一《乡恋》的呼声。这首歌，是作曲家张丕基1979年谱写的，由于动用了前些年被禁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乐器，旋即受到猛烈的批判和围攻。李谷一也因为在《乡恋》中新的演唱方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演唱《乡恋》的李谷一。图源网络

面对无数打来要求演唱《乡恋》的电话，黄一鹤将压力传给了现场坐镇的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最终在他的拍板下，《乡恋》的旋律重新飘扬在神州大地。退一步想，如果当时吴冷西和黄一鹤没有化解压力，不让《乡恋》在春晚舞台上出现，会怎么样呢？

除了《乡恋》的奇迹，就是他在春晚上面创造性地推出小品这一独特的表演形式了。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大获成功，让黄一鹤意识到了观众对语言类节目的需求。于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陈佩斯、朱时茂这对反差明显的搭档的小品《吃面条》，亦庄亦谐、一正一反的表演，让春晚舞台诞生了第一代小品王，也使小品这种影视专业面试的考试项目成为与相声并列的节目形式。后来赵本山走上春晚舞台，也是在黄一鹤的指导下，二人转与小品表演结合，成为了春晚另一符号。

小品之外，黄一鹤请到港台艺人张明敏、奚秀兰唱歌，请台湾的黄阿原做主持人。这种响应国家政策、满足观众需求的创新之举在当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在他的坚持和勇气之下，才有了那首感动了大江南北、令无数人落泪的《我的中国心》。可以说现在春晚等不少综艺晚会，仍然在当初黄一鹤奠定的框架内运转。

演唱《我的中国心》的张明敏。图源网络

今日是互联网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创新精神的世界。回看1983年第一届春晚，是非常有互联网思维的产物，直播、点播结合，努力与用户互动，最大限度做好了用户体验工作。而且在现场能够根据演出需求，及时调整节目编排，用户运营策略调度有方。无数电视观众打热线进来，不但能够妥善有效处理需求，通信设备还扛住了如此多的电话呼叫需求，产品功能测试做的扎实，尤其是扛住了高频次并发的压力。如果时空交错，让黄一鹤导演来操刀一款互联网产品的话，想必也会是一个超级爆款。

创新，从来都与风险并行，具备勇气，才能将创新贯彻到底，“我喜欢创新，而且认为创新是任何时代、任何行业都面临的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课题。”黄一鹤的这句话，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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