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新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以“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求索——新中国电影七十年”为题的演讲。

近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以《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求索——新中国电影七十年》为题发表了公开演讲，既回顾了电影史中现实主义创作的四大关系、四大矛盾，又对近期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进行了细致分析。

尹鸿

以下根据尹鸿演讲内容整理：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们早上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谈一点自己对70年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些感想。

过去一年是中国电影难得的现实主义电影的大年。这个大年，当然是有它悠久的传统的，所以我今天想讲讲70年中国电影的悠久传统。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其实乃至整个中国的近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现实主义都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词汇。

从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批评，认为中国没有悲剧，都是大团圆，是因为中国人回避现实，一直到鲁迅先生的国民小说，改造国民性小说，再到矛盾先生他们发起的小说月报、著名的文学研究会等等，从此以后，其实中国的整个文学艺术，当然也包括电影，就跟现实主义非常密切地内在联系在一起，而中间发生的所有的文艺论证几乎都与现实主义有关系。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为什么中国会跟现实主义发生这么内在的联系？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艺术还是电影，我相信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时代的原因，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现实主义兴起的地方，都是因为大家要除旧立新，大家都是要推翻一个旧的世界，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前提就是要认识世界。而现实主义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在思想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基础是唯物主义，而用到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叫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也是通过对一个真实世界的客观反映，来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在这两个前提推动之下，现实主义就一直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特别是新中国以后的中国电影的主导性思想。那么在现实主义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它发生了很多变化。

最初我们是受欧洲和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影响，所以最早我们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起来之后，我们觉得光批判是不够的，我们要建构一个新的理想，所以出现了革命现实主义。

当革命现实主义出现很多值得争议的事情，比如当年的革命家恋爱小说非常流行。因为大家发现，光写革命小说，读的人没有那么多，如果在革命上再加上恋爱，小说就很好卖，稿费也比较高。所以当时革命+恋爱小说盛行，后来左翼文学也提出批评，这个有过于讨好大众的倾向。

再到后来，大家也知道，左翼文学后来就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直影响到新中国的所有的电影形态，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政府文件、党的号召当中，几乎都会提，电影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那么新中国以后，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关于电影的大批评、大讨论的政治事件，就是关于电影《鲁迅传》的批判，而且毛泽东同志亲自介入了对《鲁迅传》的批评。那这也是最高领导人写的电影评论。

《鲁迅传》

而这个评论引起大家重新去理解现实主义，因为《鲁迅传》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做的改编。但是大家发现，不是什么都可以写，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创作。

而现实主义还会加上种种前缀，所以我们后来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在现实主义上加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的一个术语。后来，毛泽东同志自己亲自提出叫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就是著名的“两结合”创作方法。

这样又影响到很多我们的创作，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去读臧克家、艾青的诗，当然也看我们当时的电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而且充满了对新世界的一种渴望。但这中间又爆发了很多次争论，如果我们去回顾这段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有四大关系、四大矛盾一直存在。

第一个争论是，从最基本的题材上来讲，是写现实题材还是非现实题材？这个一直到今天，大家知道最近广电总局还在限制我们的非现实类题材的播出数量，网上的播出数量等等等等。首先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实题材当中来，我们要关注当下现实，这是第一大争论，几乎也贯穿在新中国影视发展的所有的历程。

第二大争论，不光是题材了，是故事。大家如果回顾这段历史，经常争论的是，你反映的是社会本质呢？还是反映的社会现象？所以就有本质和现象之争。所谓的本质，你要反映这个社会的主潮是往前走，还是去反映那些枝枝末末的东西，这是第二大争论，影响了很多电影，有的作品因此打为“毒草”。

第三个争论，我把它叫做人物的争论。从文学一直到电影，究竟写中间人物，写小人物，还是要写英雄模范人物，这一对争论一直也延续很久。

在我们的电影当中，一度开始写小人物、中间人物，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电影有生气，跟老百姓的沟通也非常容易，我们会觉得这些先进人物的气质跟我们更接近。但是呢，很多时候又会出现说法，写中间人物、小人物，就是在让我们的英雄不够高大，让我们的英雄不够神圣化。

所以这个发展到最终的结果就是著名的“三突出”，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在所有人物当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当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当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且还发展了一整套电影修辞学，什么敌援我进、敌小我大、敌低我高等等等等一大堆镜头方法。

那么在这之后，关于人物的争论其实到今天也仍然会存在，究竟是写英模还是写普通人物？

第四大争论，其实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过程，准确的说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后来发展到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年轻的同学可能不太知道了，叫《歌德与“缺德”》，你是歌德呢，还是去做缺德的人？

所以这个当然最集中典型的代表就是《苦恋》，这部电影基本上标志着这个争论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伤痕电影、寻根电影、反思电影，它带有非常强的社会批判性，我们在告别一个旧的世界，走向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之后开始，我们会意识到旧时代的那些疮疤，我们慢慢慢慢要把它藏起来，或者说我们慢慢慢慢要把它淡出于我们的电影视线之外，我们要去表现中国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些进步和变化。

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总结这70年的现实主义。

从去年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现实主义，既有像《一出好戏》那样的带有寓言体的，到今年的《疯狂的外星人》，虽然他们看起来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充满了现实关怀和现实焦虑，那里面有很多现实寓言。

还有一类，就是相对边缘的现实主义，比如说像《江湖儿女》，包括最近的《地久天长》等等，它可能不是表现这个社会最主流的那部分生活，但是未必那个人群不是最大量的。还有一类是带有荒诞现实主义的，比如说《无名之辈》《大人物》等等。

还会出现另外一类现实主义，我把它叫做积极的现实主义，或者叫主流的现实主义，以《我不是药神》为代表。

它也关注现实矛盾，也关注现实困境，但是它写一个小人物在现实困境当中去重新找到自我的良心，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观，而且最后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世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和进步，所以这种作品我把它叫做积极的现实主义。

而这种积极现实主义这个词，晓辉部长（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辉）在今年的电影工作座谈会上也用了。我相信，它会成为一种能够让电影更好干预生活、更好介入生活、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主义。

但是我认为它没有排它性，它不是唯一的，不是别的现实主义就不好，而是我以为在当下这种现实主义它有更积极的入世的力量。就像当年的《小说月报》，当年的文学研究会说的一样，当时我们说要用文学去改良人生，今天我们希望电影多多少少能起到一下改良人生、改良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