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因看见世界而震颤的每一个瞬间，都正在看见自己的心灵

永远记得——

你因看见世界而震颤的每一个瞬间，

都正在看见自己的心灵。

安德森·库珀《边缘信使》

看见世界，很简单，看见心灵，却很难。不是每个人都有像安德森·库珀一样的经历，作为曾获颁九座艾美奖的CNN记者，库珀目睹战争、饥荒、海啸、飓风，见证灾难之中的离别、仇恨、恐惧、死亡。

生与死，贯穿在他的非虚构作品《边缘信使》全书中。库珀正如身处世界边缘的信使，用极其直观的行文方式，将灾难背后的真相放置在读者眼前，平静的叙述下，是对真相的尊重，是对生命的敬畏。在这本坦率诚恳、饱含强大的情感力量的书中，库珀毫无保留地为读者近距离展示了这个时代最严峻的几场灾难的面貌，并揭示了它们在他生命中留下的深刻影响。在直视深渊的追问下，他以极致的真诚、敏感和温柔，为人类的情感描绘出最为真实的细密针脚。

安德森·库珀

自述

作为一个看着地球仪长大的孩子，我像绝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地球是圆的。我相信它像一块经历过千年风霜的石被演化与变革磨平了棱角，被时光与空间打磨得浑圆。我以为所有国度、海洋、河流与峡谷都早已被地图记录下来，都有名字，并且都被前人探索过。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世界不论是形状、体积还是在宇宙中的位置都处于永无止境的变迁中。它有着不计其数的边缘与裂缝，它们打开、闭合，又在其他地点重新出现。地理学家们可以在地图上描绘出这个星球的板块构造——那些深藏地下、彼此挤压的岩层，它们形成山脉，造就大陆——那道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的界限，那把我们的心灵彼此分割的断层，却是他们无法勾勒的。

世界的版图永远处于变化中，有时，短短一夜便足以发生剧变。它来得就像一眨眼，像轻扣一次扳机，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醒来则命悬一线，睡去便在梦中被吞噬。

没有人愿意相信生命是如此不堪一击，2005年发生的一切却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得多么猝不及防。这一年以一场海啸开始，以卡特里娜飓风结束，其中还有战争、饥馑以及其他种种天灾人祸。

作为 CNN的通讯员与新闻主播，我 2005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报道前线中度过的，在斯里兰卡、新奥尔良、非洲与伊拉克。我将在本书中讲述自己见证与体验过的事件、在久已被忘怀的年代目睹过的冲突与造访过的国家，以及这些经历告诉我的一切。

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把自己的生活与我所报道的世界分割开来，尽量离那个世界越远越好。可是，直到今年，我才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我置身于悲剧中时，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感受与记忆的碎片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我终于明白，这一切是交织在一起的：我的过去和现在、我的职业生涯与个人生活，它们无休无止地交替往复。每个人都被同样的基因链连接在一起。

我做了十五年记者，报道过世界上最恶劣的一些事件：在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和伊拉克。我见证过的死亡不计其数，我目睹过的仇恨与恐惧甚至难以一一铭记。即便如此，我依然会对自己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事情感到震惊——那些扯去了一切伪装、暴露于阳光下的事情，它们鲜活而刺眼，像渔夫码头上刚刚被开膛破肚的鲨鱼。可是，你走得越远，回头就越难。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边缘，一不小心便会坠落下去。

我有时相信，让我活下去的也正是一刻不停的运动与奔波：我急匆匆地飞跃大洋，从一场冲突奔向另一场冲突，从一次灾难冲向另一次灾难。我一落地就立刻开始向前奔跑：呼啸而行的卡车，拍个不停的摄像机——就像一个在伊拉克服役的士兵对我说的一样，“子弹上膛，时刻待命”。那种感觉无可比拟。你的卡车尖啸着紧急刹车，你从车上跳下来，肩膀上扛着摄像机，逆着人流冲向所有人都想逃离的地方，想着也许摄像机多多少少能保护你，就算它不能，你也根本不会在意。这一刻你只想拍摄、感受，投身其中。有时，那些画面简直像是自动拍摄的，正如你自然而然、一步接着一步地行动。继续前进，保持冷静，活下去，努力把空气吸肺部，把氧气挤压进血液。继续前进，保持冷静，活下去。

《边缘信使》

[美]安德森·库珀/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月版

小小的波浪一个接一个轻轻地拍击着海岸。两个斯里兰卡村民沿海边走着，搜寻被浪潮冲上来的尸体。他们每天早上都来，却无法带着答案离开。有时他们一无所获，而今天被冲上来的只有一只破烂的鞋子和一截碎裂的篱笆。

我站在一堆碎石上，脚下的地面似乎在扭曲地翻腾着。我花了一小会儿来让眼睛适应，才看清楚根本不是地面在动，而是蛆虫，是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的上千条蛆虫。它们正蠕动着大啖身下我看不到的血肉。附近，一条耷拉着松垮的乳房、脸上沾满血迹的狗搜寻着可填肚子的残渣。它小心翼翼地踏过散落的砖块、游客快照和瓷盘——巨浪来袭之前的生活的沉渣与残骸。

隐秘的移动，微小的推挤，那种压力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逐渐形成的。很久以前，在斯里兰卡以东一千英里外，两块淹没在印度洋海平面十五英里下的巨大岩层——两块地质板块彼此挤压着，科学家口中的印度板块的边缘开始逐渐向缅甸板块下方推进。一切终将爆发。2004年圣诞节后的清晨，上午八点前一分钟，板块挤压的力量在距苏门答腊岛西海岸一百英里远的地方爆发，在岩层上撕开了一条超过七百英里长的断裂带，震动释放的能量把岩石与沉积物抛到了至少五十英尺高，连地球的运转都因这次强力的爆发而发生了改变。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严重的地震之冲击波向着各个方向蔓延，搅动着上百万吨海水，在海平面以下推起了巨浪。一场海啸。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小船可能不会发现任何异样，顶多能留意到几个不超过两英尺高的小波动。然而，在目力无法企及的水下，搅动着的海水早已筑成从海底直到海面的高墙，势不可当地向前推进着。海水移动得很快，一小时五百英里——商用喷气式飞机的速度。

地震发生后，声波信号用了八分钟才到达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地震仪细小的指针突然跳动起来，剧烈地来回滑动，发出警报。可是太迟了。八分钟后，大约上午八点十五分，第一阵水墙般的巨浪肆虐了苏门答腊岛上的班达亚齐沿岸。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这场海啸的怒涛还将波及另外十个国家，超过二十万人即将丧生。

纽约的2005年以一场暴风雪开始：一场由光线和彩纸屑汇成的风暴。午夜时分，我站在时代广场中心的一个平台上，离地有差不多六十英尺高，而在平台下的街道上，包围着我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成千上万的狂欢者在警察设置的围栏外挤成一团。人们在欢呼。我能看到他们张开嘴巴，看到他们在空中挥舞手臂，但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两个耳朵里都塞着无线耳机，我用它们和几个街区外的控制室保持联系。我能听到的只有卫星信号发出的“嘶嘶”声，还有耳道内的血液细微的脉动。

用这种方式进入2005年有一些奇怪。我们那一周都在全方位报道海啸的消息，每天都会带来新的细节、新的恐怖。一度有过关于取消新年庆典的讨论，可到了最后，人们决定让演出继续。

我一直很讨厌过新年。在我十岁那年，我和哥哥一起躺在房间的地上看着电视里的人群在时代广场上倒数1977年的最后几秒，而我的父亲在纽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他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必须在几天后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哥哥和我很害怕，又因为恐惧而不敢提起这件事。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电视，一言不发地盯着屏幕里那个巨大的水晶球缓缓下降。一切看起来太可怕了：尖叫的人群，寒冷的空气，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活过新年。

我在纽约长大，可是，在我自愿为CNN报道新年倒数之前，我从来没有去现场看过那个水晶球落下。对于绝大多数纽约居民来说，在新年之夜跑到时代广场附近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这就像在绿苑酒廊吃饭一样，那里的东西没准儿确实很好吃，不过还是留给外地人更好。

午夜降临，广场上的空气似乎都凝结成了实体，就连旋风般飞扬的彩纸屑似乎都悬停在半空中。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什么都不需要说，画面本身就已经足够。摄像机摇过街道，拍摄着远景和特写，高声欢叫的人群唱着歌。我取下耳机，感受声浪的包围。身边的空气似乎在微微地颤动，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感觉自己成了某种庞大存在的一部分，人群也不再让我感觉迷失。我浮沉其中，情感、能量和欢乐的喧闹如同牵着我上浮的浮标。这一切越过了我的防线，它远比我历经波折才建立起来的玩世不恭要强大。我的过去在这刻让位于当下——那些机会，那些可能，我听任自己沉浸其中。

这并没有持续太久。十二点半左右，一切都结束了。我感谢观众的收看，然后直播结束了，灯光纷纷熄灭。人群早已逐渐散开，在疲惫的警察的催促下纷纷离去，清洁工大军开始打扫残局。我跟摄像师和工作人员握手，祝愿每个人新年快乐。这种时候的笑容和玩笑都出自真心。我们不时停下来勾肩搭背地拍照——留下一张张日后我再也不会看到的快照。几分钟后，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今天要坐飞机去斯里兰卡，航班一早就起飞，而我还没打包行李。睡觉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刚开始做报道的时候，奔赴海外之前的准备总是让我焦虑不已。把行李打包装好，坐在飞机座椅上，深深地呼吸着舱内的循环空气以及自己的期盼，那感觉就像飘浮在太空中的宇航员——无拘无束，也无牵无挂。我甚至愿意切断我和家乡之间依旧存在的每一丝联系，不管它们多么微小、纤细。我一度以为这些焦虑情绪只是某种过程的一部分——某种我逐渐接近边缘时必须经历的变化。实际上，那是一种警告信号，而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一点。

工作中的安德森·库珀

我在黎明时分登上了飞机，那是所有去斯里兰卡的航班里最早的一班。当我坐下的时候，空乘提醒我，我的头发里还留着庆典上的彩纸屑。

有时我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怀疑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它应有的模样，或者它只是某种人生残损的一半，因失去而破碎、扭曲，又被求生的意志笨拙地填补完整。

我在去斯里兰卡的航班上睡不着。海啸已经过去了，我担心自己错过了一个好故事——尸体和葬礼，还有那些瞬间蕴含的情感。我像一个焦躁的新兵，心想着战争会不会在自己上阵前就宣告终结，我想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那里。我总是这样，总是寻找着状况最糟的地方，再一头扎进去。这听起来一定很奇怪，甚至有些残忍，可事实就是这样。我想要赶到那样的地方，想要见证那些事情。但是，我一旦到达现场，很快就会感觉完全看够了。

在飞机上，空乘问一个斯里兰卡籍的乘客是否舒服。

“我家里刚死了三个人。”乘客答道。

“哦，那真是太不幸了。”空乘说，稍微停了片刻，“那您不考虑机上免税商品了？”

我原以为科伦坡机场会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应该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向这里赶来。然而，斯里兰卡主要机场的情况并非如此，甚至连明显的迹象都没有。没有C-130运输机降下装满饮用水和药物的装载托盘，没有排成长队来运救济品的卡车。有几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机场等待同事到达，但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灾难发生过的其他迹象。

我们从科伦坡出发一路向南，车开得越远，所见的受灾情况就越糟糕。没有大型挖掘设备，推土机也很少。在我们驾车穿过的每个海边城镇里，都有村民徒手在瓦砾堆里挖掘，或者使用粗糙的工具修理被巨浪打碎的渔船。

斯里兰卡已有三万五千人丧生，他们的遗体已经被找到。

此外，还有五千人至今下落不明。

CNN的技术人员在一家滨海酒店的遗迹上搭建了卫星天线，酒店大堂的天花板上还挂着圣诞节的装饰：“佳节愉快!”“新年快乐!”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每天黎明时分在酒店的废墟中直播。然后，我的制作人查理·摩尔、摄像师菲尔·利特尔顿和我会跳上车子出发，沿着海岸寻找值得报道的故事。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整个白天用来拍摄，晚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剪辑和撰稿。每篇报道都大同小异：难以估量的损失，难以言表的伤痛。

海啸之前，斯里兰卡渔民的传统垂钓

我们在斯里兰卡见证的最残酷的惨状发生在前往加勒的主路上。当海啸来袭时，一辆坐满上千名乘客的旧火车被冲下轨道，至少九百名乘客在事故中丧生。在之后的几天中人们无法移动被海浪挤压成一堆废铁的车厢，因此没有办法把困在残骸中的遗体转移出来。不过，在我们到达的时候，绝大多数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取出，只有一部分还被压在车厢下面，浸泡在使地面泥泞不堪的海水汇成的水洼里。荷兰志愿者带来的两条工作犬在废墟中搜寻着。这是两条训练有素的寻尸犬，专门用于搜寻遗体。然而，它们此时十分迷茫：这里的气味太多了，它们很难保持专注。

不管我们在哪里搜索，都能找到尸体。一个驯犬师这样告诉我。

一节翻倒的车厢砸在了距离达纳帕拉·卡鲁帕哈纳家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他和他的妻子阿里亚沃西正试图打扫房子的内部，不过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整个屋顶都塌了下来，它没有被火车车厢砸到，而是被试图跳车逃生的乘客压塌了。有几个乘客活了下来，但是，至少有四个人直接砸穿屋顶，摔死在了阿里亚沃西的起居室里。一切就发生在她的眼前。她几乎完全说不出话了。她的母亲和儿子也死于巨浪中。

“母亲，没有了。儿子，没有了。”这是她唯一还能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