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导致的封闭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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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朝以来，文字狱从未间断，密度之大、处刑之重、规模之广，以清朝为最甚。外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内心存在文化自卑感，对文字极为敏感，加之民间反清斗争不断，统治者产生被迫害妄想症，进而大兴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贯穿了整个清朝250年左右，顶峰时期的顺治、康熙、雍正、干隆四朝先后发生大规模文字狱200余起。

较早发生的大规模文字狱是康熙时期的《明史》案。此案起于浙江湖州富豪庄廷珑。庄廷珑想写一部《明史》留名于世，到处搜罗资料，以千两银子的高价从同乡朱国祯购得《列朝诸臣传》手稿，自己补写了崇祯朝的事迹，就刻印发行了。

书中有许多指斥清朝的语言。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是个阴险小人，看到此书后眼睛一亮，认为这是一块再入官场的绝妙敲门砖，至少也可敲诈一笔财富。于是，他到庄廷珑家中进行敲诈，分文未得，便向将军松魁告发。松魁移命巡抚朱昌祚处理，朱昌祚又转交督学胡尚衡。庄廷珑向胡尚衡行了重贿，将书中指斥清人的文字修改重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吴之荣分文未得，郁郁不乐，一气之下便拿着初版告到北京，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狱。彼时庄廷珑已死，开棺戮尸，其弟庄廷钺受牵连被诛。

原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为该书作序，本人伏法还株连了四个儿子。主审官见其小儿子刚16岁，让他在口供中减少一岁，并告诉他只要减少一岁，按当朝惯例就可免死充军了。令哲小儿子悲伤地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终于未改口供，随父兄一起赴难。令哲的序中提到了朱氏，指的是朱国祯。吴之荣与南浔富人朱佑明结怨，硬说序中朱氏指的是朱佑明，于是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吴嫁祸而死。

松魁被免官，幕僚程维藩被处死。朱昌祚、胡尚衡向主审官行贿，把罪责推给初审此案的学官，自己免难，学官被诛。湖州太守谭希闵才上任半月，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以隐匿罪糊里糊涂地被绞死了。凡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人名者一律丧命，冤死者70余人，死者妻子大都发配边疆。

清朝的文字狱极为残酷，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刻印、买卖、赠送书籍之人，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犯了“失察”罪。

总之，一个案件牵连的人常常是百十成群。康熙时期的另一个大案《南山集》案，《南山集》作者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其族皆弃市，年幼孤儿发配边疆。凡作序捐资者一律绞死。受牵连的32名官员给予降职罢官处分。整个案件牵连人数多达数百人，仅判死刑者就有300余人。虽然后来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丧命。

而反观告发之人，如《明史》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竟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佥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者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到了“干隆盛世”，文字狱已经登峰造极。篇书行文，稍有不当，即被指责获罪。且其中大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其荒谬程度，简直难以想象。

比如胡中藻写有《坚磨生诗钞》，干隆指责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之句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也天之子也菜衣”一句，说天子句中用两个“也”字是大不敬。结果胡中藻被抄家，判为凌迟，后改为弃市。

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自我揭发，称内有悖逆语，结果沈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徐骏遗着《一柱楼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之句，干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诽谤朝廷，嘲讽满清没文化，结果，徐骏被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干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强制要求全国图书进献检查。干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干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

残酷的文字狱造成了清朝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沈寂窒息，在沈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着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大清的溃败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严密禁锢&民衆思想、对政府産生巨大离心力的反动&文化专&制政策，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死气沈沈、封闭落后的社会。从一种声音到百家争鸣，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的是思想的极大解放，也是社会从封闭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方向。

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必然产生碰撞交锋。“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而那种“扣帽子、抓辫子、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

2011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网络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