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安徽凤阳府怀远(今安徽省怀远县)人,后改隶汉军镶黄旗,是清朝名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尧中进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加封太保、一等公。
年羹尧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入京,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但翌年十二月,风云骤变,年羹尧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令自尽。
史书记载:"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从这番话,我们就能感受到,年羹尧失势不是偶然。
年羹尧失宠继而遭祸是以雍正二年(172年)十月,他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都必须跪拜。在赴京途中,他又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年羹尧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有传闻说,皇帝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一改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他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连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年羹尧理应优待,但他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的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雍正尚未写出,年羹尧竟自己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年羹尧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他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
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亲信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到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年羹尧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
第三,年羹尧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大贪官年羹尧的。
《清史稿》载:"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年羹尧最终因为功高震主、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而被处死。
如果说"树大招风"还有一股"飞来横祸"的意味,那恃宠而骄、飞扬跋扈的年羹尧,就是自作自受,自寻死路了。他虽然战功赫赫,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皇权,这样的年羹尧不死,又是谁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