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媒介专家尼尔·波兹曼说娱乐至死,他担心电视文化吞噬了人们的**和灵魂;教育中的野鸡大学会导致一种新的文凭的教育至死,其实也是在用教育的形式而非内容,去吞噬人们的灵魂。教育的死,不会死在教得好不好上,而死在用得好不好上。一所学校,只要是认真从事教育,那么获得认证只是时间问题,而更重要的口碑,会锻造这些学校长久的影响力。
不过公布了未被认证的学校名单,未必能够真正解决野鸡大学的问题。如果分析这些野鸡大学的生存条件,不难发现其中不少生计还颇为爽利,在文凭市场中需求量还是很大的。教育对于办学者和学生来说,其实都是高成本的投入。尽管未必会获得直接的第一手经济回报,但是给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却是异常显著的。这种文凭市场的需求,说到底就是有人想要借助低成本的方式换取高收益,不对等也不公平。因此,教育不会死在怎么教,而会在这个社会的功利化面前遭遇巨大的危机。
当年,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刻画了一个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也刻画了一批“克莱登”的粉丝。80年过去了,克莱登大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花样翻新,这倒的确是市场导向的一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至死的隐患从来就没有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