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搞司法独立！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具体到新疆来说，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对于推进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总体战略，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依法治疆是基础和前提，起引领和保障作用，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新疆情况复杂特殊，必须实施依法治疆基本方略。

新疆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高举宪法旗帜、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地区，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复杂敏感。只有坚持依法治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有统一的准绳和标尺，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

新疆信教群众比例高，宗教对社会生活影响大，特别是一些地方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严重。只有切实强化各族群众法治意识，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才能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新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地域辽阔，区域发展差距大，教育、就业等问题突出。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做到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与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相统一；才能维护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新疆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工作基础比较薄弱，有的干部工作方法需要改进。必须依靠法治强化秩序观念、现代观念，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新疆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只有坚持依法治疆，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绝大多数各族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极少数敌人。

把握好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但法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我国法治不同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的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的路子。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切实把握好以下重大问题。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保证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使各族群众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当前新疆各族人民同“三股势力”的矛盾上升为突出问题，要切实把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来，统筹谋划部署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依法治疆也不例外，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进行。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也需要通过科学立法来引领、严格执法来落实、公正司法来保障、全民守法作基础，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2010年，自治区党委针对“7·5”事件后新疆维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着眼科学治疆，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着力推进维稳常态化，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定。新形势下，要深刻认识“三股势力”是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根源，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是国际公认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严重犯罪；反暴力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治尊严、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各族群众的共同利益。深刻认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新疆长治久安的基石，讲法治就要坚决维护法律权威，违法必究，犯罪必惩。深刻认识秩序是社会和谐、文明的体现，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引导各族群众用理*、合法的方式表达正当诉求，保持社会在有序轨道上运行，不断提高新疆治理水平。

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等保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观念、公民意识和法治自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和义务，不管哪个民族、不管信仰何种宗教，都必须严格遵循宪法法律，任何诉求和意愿都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和解决。

坚持依法治疆和以德治疆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坚持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多措并举宣传教育群众、团结争取群众，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疆精神贯彻体现到法治建设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疆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规范各族群众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模式，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坚持思想问题用思想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用文化方式解决，习俗问题用尊重态度对待，宗教问题按宗教规律做好工作，暴恐问题用法治和严打方式解决，最大限度地将各族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把依法治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着眼于新疆发展的重大问题，把依法治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开创法治新疆建设新局面。

依法打击“三股势力”，促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新疆同“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复杂、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是维护新疆稳定的主要任务，也是新疆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要适应当前斗争的新特点新形势，完善有关立法，针对“去极端化”、互联网管理、打击暴恐音预告片等问题，制定完善相应法规规章，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依法打击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犯罪活动，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严厉打击利用网络传播暴恐、宗教极端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保障信教群众合法宗教需求，依法开展“三非”整治，严禁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严禁宗教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严禁利用宗教干预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既尊重信仰宗教自由，也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依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严厉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

创造良好法治环境，着力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良好法治环境是宝贵的软实力，也是一个地方的重要竞争力。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地区间竞争越来越由过去的税收、土地等优惠转向软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营造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作用和意义日益凸显。要围绕完善市场经济环境，制定和健全促进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法规规章，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严格执法，依法规范各类市场主体行为，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反对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坚决取缔非法经营，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建设法治社会，努力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法治既有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显功能”，也有引领社会预期、凝聚社会共识的“潜功能”。要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充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积极引导和推动制定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去极端化”、打击暴力恐怖等方面的乡规民约、规章制度。重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建设功能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确保宪法法律全面正确实施。必须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进行政机关的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行政公开，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守公正司法底线，增强司法公信力，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完善有关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严格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增强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让各族群众知道什么行为合法、什么行为违法，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一切宗教活动必须依法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新疆绝不允许有法外之人。把法治教育培训与法治实践结合起来，让各族干部群众在每一项具体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学习法律、感受法治，自觉增强法治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各族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要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不越法律红线、不碰法律底线，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以实际行动释放以上带下的正能量。

加强和改进党对依法治疆的领导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统一的。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依法治疆的领导。

按照“三统一”“四善于”要求，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疆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既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好法治建设各领域工作，又切实改善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不断提高领导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确保法治新疆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党中央依法治国的重大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自治区党委要依据宪法法律治疆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支持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贯彻党委决策部署，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

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要注重党内法规同法律法规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党章等党规对党员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规党纪，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

关于西方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是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第一大特点，主张司法权必须同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立，非经司法机关，非经正当司法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司法独立”源于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从历史上看，它的提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对抗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特别是反对专制君主控制司法机关，随意逮捕、审讯甚至处死臣民而进行的一种抗争，是资产阶级反对王权专横暴戾统治的一面大旗。

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观念层面，二是制度层面。就观念层面而言，司法机关应当形成自己的职业化的观念，即形成司法职业所共有的某些理念，这些理念保证法官在类似的案件中有可能作出类似的客观的而非纯个人的判断。制度层面的内容要求司法人员能按自己的观念和规则办事。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

就制度层面而言，司法独立要求做到：（1）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法院）统一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干预，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当然，立法机关可以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但主要是通过立法手段及对法官的弹劾权进行监督，不得干预个案的审判。（2）司法系统内部的互相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程序、调卷令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3）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指一个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法院是法官办案的地方，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法院里法官最大，用德沃金的话来说就是：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除了法律以外法官不服从任何别的权威。（4）法官保障制度。这是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保障法官无所顾及的捍卫法律。法官的地位及待遇来自法律，不是他的上级。这就包括由法律规定法官的职权，不可削减的待遇及其职位保障。对职位通常采用两种办法：一是终身制（英美法的主要做法）；二是文官制度的保障。法官的高薪制也是法官保障制度的内容之一。

法官独立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但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就是法官的非政治化、非政党化。法官非政治化是法官进行司法审查特别是针对高官的司法审查的重要制度基础。因为如果不独立于一定的政治集团，法官在碰到与政治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就会产生“自己人审自己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产生“自己人审判外人”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使司法失去社会信任，使社会产生“审判是演戏”的感觉。第二种情况使法官失去当事人的信任，因为当事人确信法官有政治偏见（法官与他不属一个政党）。这两种情况都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它会将中立的审判变成“政治的审判”。这一点在西方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纠正。美国经典的宪法案件——1803年“午夜派职案”的起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司法不独立于政治，两大政党都要利用司法达到政治目的。当时的联邦党人对付民主党人的办法之一是判处民主党人以“叛国罪”。因为他们同情法国革命，而当时法国是美国的敌人。正是因为司法可以为政党的政治目的所用，才有联邦党人和总统亚当斯在下台前一天夜里还在忙于任命自己的党员做法官，因而引发了这场有关宪法危机的讼案。

说起司法独立，人们往往认为它意味着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固然不错，但是司法的独立*还应当包括更多的内涵。把事物认定为独立，至少应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二是该事物具有与众不同的运作方式和规律。对司法而言，前者主要是指机构与权限的独立；后者则意味着推理模式与程序的独特。机构与权限上的分立构成了司法独立的物质基础，而司法推理模式与诉讼程序显示的则是司法活动的独立个*，这对于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同样具有实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