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全科曾昭耆：偶然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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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昭耆

刊于《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16,15(3):174-175.

德国工作之旅

我在离休后参与全科家庭医学工作，似乎是偶然的，但却又有其必然*。

1981年，卫生部派我和几个医生去刚恢复邦交不久的西德，到德国心脏病中心工作。名义是“客座教授” ，但实际上是想从他们那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和技术。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国外情况都不大了解。据说德国的法律很严，甚至有人说：“没有合法资格的医生，只要把听诊器往病人身上一放就是违法” 。为了避免出问题，当时的内科主任陶桓乐教授嘱咐我：只许做“观察员”。

由于一些偶然的机遇，德方教授突然提出要我正式工作。我赶紧请示陶桓乐主任，但他不表态，人家就替我申请了工作执照，让我带着几个年轻医生管CCU病房。

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我赶紧找来他们医院的规章制度和诊疗常规，收集、翻译了不少期刊新近发表的冠心病论文备用。没想到，他们的卫生行政部门知道了，派官员与我商量，提出请我翻译这些材料，由他们资助在中国出版，作为西德政府送给中国医生的礼物。

那些年，我在各方面的收获都很大。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德国的家庭医生制度。绝大多数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通常小病或常见病都由家庭医生处理。所以，大医院和专科医院虽然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但病人并不很多。

对于诊断不明或难以处理的情况，家庭医生写一份病历摘要，发送给相应的专科医生，约定时间让病人来医院门诊。我们出门诊的任务，是根据家庭医生的要求，通过必要的检查，做出诊断，提出处理意见，大多数可以随即转回家庭医生，个别复杂病例收入院经确诊、治疗后再转回去。大医院的医生虽然也很忙碌，但主要关注的是急重病和特殊病例。我们每个医生一天门诊接待的通常只有7～10个病人，而且总有护士协助。所以医生有充裕时间和病人交流，了解病情，认真查体，做出针对*处理。不像在国内，许多简单的常见病也往大医院跑，弄得医生们难以招架，长期超负荷工作。

我也认识几个家庭医生。他们偶尔碰到一些小问题，就随时打电话来咨询。

常有我在门诊或病房诊治过的病人请我到家做客，有几次他们的家庭医生也在场，我亲眼看见医生和他们家人的融洽关系，就像是亲戚和好朋友。

那时，虽然认识到家庭医生制度的优越*和家庭医生的重要作用，但当时并没觉得那些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回国开展工作

回国后，我尽快落实德方的要求，出版了《西德冠心病论文选译》，然后继续做心内科医生。但我出专家门诊时常觉得，如果我们也有全科家庭医生就好了，有不少病人根本用不着到医院来。

因为我多年担任北京市东城区医学会负责人，和区里一些医院院长谈起过西德家庭医生的情况，在我送给他们的书里也讲过全科医学的意义。1993年我离休后，朝阳门医院王炜院长约我和他到宣武区一个小医院，去看望那里的全科医生。原来是顾湲教授在那里给一些基层医生讲授全科医学。那时公众对全科医学完全不了解，政府也还没有把它列入规划，而她已经默默工作了好几年，那种精神很令人佩服。

顾湲教授对那些医生介绍说，因为我做过多年首长保健工作，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代全科家庭医生。那句话对我很有启发，觉得确实如此。回想当年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和家庭医生几乎一样。那些保健对象虽然存在不同的健康问题，但都肩负着重要任务，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他们的健康，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工作。就像当时主管保健的傅连暲部长所嘱咐的："通过你们的工作，使首长们每天能够多工作一小时，那就是你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原来，自己和全科家庭医学真是有渊源的。

做首长保健医生，需要关注多方面的事。首先是根据他本人的健康情况，从工作负荷、生活起居、合理膳食、体力活动、休闲娱乐等，以他原来的生活习惯为基础，考虑他能够接受的合适方案。对家属和周围工作人员讲保健知识，争取他们的协作落实。通过严密观察和必要的身体检查，发现疾病苗头尽早处理。对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及时向上级报告请示，提出会诊。此外，我们还得兼顾他的夫人、孩子，甚至他周围工作人员的各种健康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还得帮着秘书、警卫人员做一些工作。

那些年，我们都很年轻，大多数只是主治医生，有的还是住院医生，知识和经验并不多。尽管首长们年纪越来越老，可是，通过我们平凡的工作，使他们的健康情况确实平稳好转，实际情况证明了这种工作的有效*。前几年，常有人打听我们是否有什么"绝招"或"秘方"，事实上我们不过是在客观上体现了全科家庭医学的一些理念而已。

在那次会上，顾湲教授让我讲讲对全科家庭医学的意义和发展前景的认识。为了表示对她的支持，我就从当年的保健工作说起，联系德国的家庭医生制度，讲了个人对全科医学的粗浅看法，并答应她的要求，表示愿意参加推动全科医学发展的工作。

最初那几年确实很困难。1998年北京市卫生局组织我们参加编写《全科医生实用手册》时，有些长期在一个专科工作的教授对如何写出适合基层全科医生的教材感到困惑。而那时我觉得，全科医学与自己的距离似乎并不那么遥远，也不觉得特别陌生，原因大概就在于自己曾经做过保健医生。

那段时期，想开展全科医学活动，不单是缺少经费，而且愿意参加的人也不多，但其中大多数是真心实意、有远见的年轻医生。他们待遇很低，工作辛劳，那种精神很令人感动。

有一年，河南一家企业医院被要求与原主管单位脱钩，自己找出路，院长来请顾湲教授出主意，我们几人和她一起前往帮助想办法。当时为了减轻那个医院的经济负担，她们几个女医生晚上就睡在医院陈旧的病床上，却因我年老特别照顾，安排我住附近的旅馆。

顾湲教授为人诚恳，能团结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先行者和带头人，深受大家的尊重和信赖。她耐心地教会我使用电脑制作PPT课件；每次到首都医科大学讲课后，她总是热情地送我到大门口。有一次她希望我讲"医源*疾病"的课题，我起初觉得没有多少可说，因为连《希氏内科学》那样的经典著作里，也只有很少篇幅讲它。可是通过我们的深入讨论，使我很受启发，最后根据个人亲历的事例和体会，写成了近两万字的材料。

我们一些中老年医生在她带领下，为培训和考核基层医生做了一些事。也到过好些地方，从培训全科师资起，做些开拓工作，还为一些乡村医生讲课，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

感悟与展望

我国幅员广大，基层卫生点站数以万计，依靠为数不多的骨干难以解决问题。随着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农村，看见村医们的工作现况，深感当前提高基层医生知识技术的重要*和迫切*。顾湲教授组织我们撰写出版了《基层医生临床手册》供他们参考，另一本《基层医生诊断技能手册》也即将出版。但为了更好地全面加强基层医疗保健事业，显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大家继续努力。

近些年，在基层、社区推广全科家庭医学工作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政府和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如今自己年纪老了，不能够再做多少工作了。但我高兴地看到，一批又一批年富力强的、特别能干的中青年医生，已经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后续大军正在不断成长壮大，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前景，热切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