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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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05-20 11:46:48 评论(
我很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停的颤抖和呕吐。我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又没有办法去阻止它；这种心理真的很难描述出来。我感到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刹那，瑞利一把拖住我，说道：“你疯啦！我们只有5个人，下面少说也有40个鬼子，别去送死！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他们怎么办？”瑞利说得对，贸然行动无异自寻死路，虽然我们的冲锋枪在近战中有有优势，但是小日本枪法不赖，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冲到村里，就在路上当了活靶子。
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凶神恶煞的声音，音调很高：“这就是对你们不回答问题的惩罚，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下次再拒不交代游击队在你们村子附近的活动情况，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扬长而去。
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后，我们进村，照料那些刚刚经历过大屠杀，惊魂未定的村民。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碎片。我们帮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把活着的村民聚在一起，安抚他们。我们试图把断肢残骸清除干净。太可怕了！小村的街道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大大小小的人体碎块，残缺不全的胳膊、腿和躯干、内脏四处可见。
那些还能自己走路的人，走起来显得非常的艰难。他们大都身上有伤，我们给他们的伤口做了缝合手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给他们绑上应急止血带。我们在村里找出一辆卡车，幸好司机没有受伤，我们把受伤最重的人抬到卡车的后车厢里，让司机赶快送他们去附近城镇，找医院和医生治疗。
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些缝合手术，开始指挥还可以参加劳动的青壮年男*清理废墟，他们计划重建那些被毁掉的木屋。不久，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很感谢我们，坚持让我们留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我们很少在晚上行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们决定留下来过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暴行而怨恨我们。但不幸地是，我们错了，大多数人的确是理解我们的，但那天下午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儿子则不同。他不停地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要我们为他母亲的死负责。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10岁。
瑞利给我们制订一条规章：如果决定在当地村庄宿营，队伍就一定要分散开。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好睡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种分开住的目的是：万一碰上敌人，不至于全军覆没。那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住到了这个小村外围的一个木屋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毯子、枕头，大家都和衣而眠，这样便于转移和行动。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惯常那样很快的入睡，而是很清醒的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白天目睹的那可怕的一幕老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猜自己大约一点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五点半的时候，大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事实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摸了一下那伤口，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于是我彻底醒了，睁开眼睛，随即看到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那就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也是带给我最初的疼痛感的原因。他对我大叫，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叫我站起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倒下了。他的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我故意大声惨叫希望能惊醒其他睡着的伙伴，让他们能够逃脱。
他突然不叫了，转过身面对着其他日本兵，给他们看沾满血的刺刀，那上面是我的血。然后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笑得很难听，听起来就像野驴在叫春。我再度尝试着站起来，这是在巴丹死亡行军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获得的教训，——日本人喜欢欺负看起来虚弱的美国兵。那个日本兵又对我的胸部猛踢了几脚，我又倒下了。村子很小，其他同伴应该听到我的叫声，只要日本人没有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还是能从容走脱的，于是我不再叫喊。
我再次试着想爬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想依靠自己站起来，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菲律宾房主是个好心人，他不顾危险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1袋米。” 我知道那男孩儿是谁，而且，我也不会怪他。我知道，他在情绪上已经崩溃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磨，殴打，侮辱，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这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了，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呢。当时，我没有再往深处去想自己被俘的原因，而是集中精力，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最好的应付现在的局面，因为这才是眼下最紧要的。
那个日本兵又开始踢我腿上的伤口，这种疼痛是十分可怕的，但我咬住了嘴唇，不让他们从我可能发出的**、哭泣或是惨叫中得到满足。这次我没有倒下，靠着自己的双腿坚定地站着，尽可能笔直地站着，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这支日本搜捕队敬了军礼。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还有战友们叮嘱过的简单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日本人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很多，温赖特将军在5月份才下令菲律宾全境美军投降，更增加了可信度。日本人有可能相信，我们只是和自己的单位失散了。
日本人肯定会逼问游击队的事情，就假装对游击队一无所知。简单地讲，就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不承认与游击队有任何瓜葛，不留下任何破绽。因为日本人哪怕发现一点破绽，都会穷究到底，把我的嘴撬开，获得游击队的信息。从奥唐奈集中营中获得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承认，也难逃一死。
我很快意识到，绝对不能说“哈依”这个词。奥唐奈集中营中，日本兵殴打我们，我们会学着日本兵被军官教训的时候本能地说“哈依”，——对于任何军阶的美国战俘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日本兵获得满足、停止殴打的好词。在以后的战俘生涯中，我说了无数次的“哈依”。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本能，因为一旦这个词从嘴里蹦出来，日本兵很快会意识到，我曾经在日本战俘营里呆过，我是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等待我的将是死亡。
很快，我用到了所有以前学到的东西。这时小屋里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我转向他，以军姿刻板的站着，直接对视着那个日本军官的眼睛，大声说道：“长官，我的编号是20-600-429，我是……” 没等我说完，他的刀鞘就落在我右脸颊上，划开了一道5英寸长的伤口。我疼得说不出话来。另一个日本兵冲上来，用枪托把我砸倒在地。
接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那个日本军官前面，把我的头紧紧地按在地上。这帮家伙非常高兴，很容易猜到，他们为逮到我这个“游击队员”而感到非常兴奋。在挨了几脚之后，我被拽了起来。日本人开始搜我的身，他们试图找到一些武器，幸好我把冲锋枪交给了瑞利保管，他安排我睡在村口，其实也是让我承担哨兵的角*，我这个哨兵，有事只能喊叫，不能开枪，开枪大家都没命，日本人肯定以为碰到游击队，那么同伴们逃跑的几率就会很低很低。
他们拿走了我口袋中所有的东西：一把菲律宾小刀，很少的几张比索（菲律宾货币单位），和我的那本“微型诗集”口袋书。随后，他们带我来到了一辆卡车旁边。他们把我的个人物品放到了一个小盒子里，丢到卡车的前座上。接着我被我扔进卡车后车厢，四五个日本兵看着我。我的脸和腿都在流血，他们没有给我止血，就发动汽车，离开了那个村庄。车厢里除了我，没有其他同伴，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成功脱险了。
上了卡车，躺下之后，我就把衬衫撕成了条，用这些布条对受伤的腿进行了包扎。这样做止住了血，也使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接着我开始用手按住脸上那道长长的伤口，试着把血止住。我不知道这些日本兵要带我去哪，也不知道，到了以后，他们会对我做些什么。但是在路上，我想，我还活着，活得挺好的。我下定决心，不管日本人如何拷打，我绝不松口，一定要让日本人相信我只是一个失散的普通士兵。
我的脑子快速运转，我必须迅速计划好该怎样应付马上就要面对的讯问。我希望卡车不要那么快地停下来，路上的时间对于我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极其宝贵。我开始回想过去这几个月的一些经历。我凝望着路边的稻田，突然灵光一现。我们在林加延湾作战的时候，莫林中尉的车组在战斗中失踪。他们车组有4个人，我有绝对地把握让日本人相信，我是坦克的4个乘员之一。据兄弟部队说，他的那辆坦克后来在当地的小山脚下找到，经过激烈战斗的坦克已经报废了，不过车上只有两个人的尸体，另外两个人不见了。因为林加延很快陷落，所以我们也没有见到逃离的两个人，他们很可能被俘了，也可能进入了丛林。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日本人的战果统计绝对不会细到确认坦克上的两名美国士兵的身份。
我就说自己是两个没有被俘的坦克乘员之一，与队伍失散后，回不了部队，只得不断躲避在菲律宾的村庄和村庄附近的丛林里。不过我得编出一大长串辗转躲避的菲律宾地名。这难不倒我，我清楚地记得很多战前观光过的村庄名称；我们坦克部队一路打一路撤，加上经常充当战场救火队，我能清楚地记得在哪些地方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哪些地方我们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在哪些地方，我们的战友离开了我们。我相信只要我不说“哈依”，日本人绝对不会发现我是游击队员
我们沿着那条被大雨严重损坏的公路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路况相当差，路上布满了弹坑和碎石，卡车颠簸得厉害，我估计时速只有15英里/小时。有一次卡车停了下来，原来大风将路边的一颗大树的一个大枝吹断，拦在路上。日本兵不得不下车，把这个大枝杈移走。到了上午10点钟，卡车在一个乡村学校前面停了下来。我意识到，这肯定是这一个地区的日本人的侦缉部队的据点。审问即将到来。
卡车停了下来，日本人把我赶进主楼，来到了一个很长的大厅里，很显然日军指挥官的办公室就在大厅附近。刚一进来，他们就要求我立正。接着，一个日本兵对我进行怒斥，那个时候我还听不懂日语，估计是要我“乖乖地听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除了感觉到他的粗暴蛮横，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是低头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走了进来。他的制服干净的出奇；鞋也擦的锃亮。身上带着一把装饰华丽的武士刀，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是实战用的。我猜他很可能是日本皇族成员，只见他趾高气昂地向我走来，右手紧紧地握着刀把，他似乎很为这把刀感到自豪。他在我面前立住，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我负责为指挥官翻译。我警告你，最好诚实一点，如实回答指挥官问你的问题，如果你胆敢耍半点花招，有你好果子吃！”他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可能出生高贵。他说话的语气不像一般的日本军官那样声嘶力竭，声音不是很大，但是语调中分明透着一股威严。我非常清楚这些话的分量，在死亡行军路途当中和奥唐奈集中营里，我多次领教了日本人对付战俘的手段。不管我说不说，日本人都不会对我客气。
不一会，日本兵把我推进了指挥官的办公室。与我想象的指挥官的形象差不多，我的面前站着一个矮冬瓜，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至多只有5英尺10英寸那么高，却至少有250磅重。他微笑着看着我，精心修剪过的仁丹胡子一动一动的。他尽量表现得和蔼可亲，和声细语地对着翻译官，叽叽咕咕说了一通。翻译官告诉我：“长官问你，那些和你呆在一起的家伙，现在躲在哪里？”他问得很平实，没有尖叫，也没有手舞足蹈。我假装着迷惑不解的样子摇摇头。翻译官又问我：“我们从飞机上投下来很多劝降书，你见到过没有？只要你把它交出来，就可以获得自由？”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就是那些印着放荡的女人的小纸片，在奥唐奈集中营有很多兄弟就因为身上带着这些小纸片，被日本人枪毙了。原因很简单，日本人认为，他们没有珍惜投降的机会。我当时身上也有一张，好在自己反应快，偷偷放在嘴里，嚼烂了吞下去，要不然我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们：“报告长官，我没有见过劝降书。我在林加延作战期间，与部队走散了。如果我见到了劝降书，我一定会慎重考虑，认真使用它的。”
事实上，日本人从低飞的飞机上投下了五六种不同的劝降书。第一种说：“麦克阿瑟已经离你们而去，……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就投降吧，你们会获得优待。”另一种说：“士兵们，不要等待死亡的降临！要向前看，这样你们才能活到明天。”还有一种劝降书上面印着暴露的美国女人的画像。配合着这样的文字—— “在炸弹掉落之前，让我牵着你的手，亲吻你高贵的脸颊，细语呢喃……在灾难降临到你的头上之前，让我陪着你在花园里徜徉，在花香中与你共眠……现在还有时间，请抓住最后的机会，你可以享受暖玉温香，在我的酥胸上得到慰藉……回家吧，我在家里等着你，愿你和我在梦中相逢。”传单上的英语不太纯正，但是那个女人的画像的确非常*感。还有一种类似的传单，上面的画像是*感的日本女人。日本人的心理战术运用得非常充分，他们还专门做了针对菲律宾军队的劝降书，想分化美菲联军。我记得有一种传单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日本人和菲律宾人是兄弟姐妹……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人，让我们团结起来，把美国人赶回老家去。……拿着它，你就能获得自由。”
指挥官继续提问，游击队的活动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和隐藏地点。我当真不知道队伍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活动区域非常大，哪里有便宜捞就去哪里。我们经常偷偷地从日本人扫荡“铁耙”的齿间的缝隙通过，偷袭日军后方的运输线。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他们。于是我告诉他们：“自从队伍被打散之后，我一直在四处转移，只是路过那个村庄，找个地方睡觉，顺便弄点食物，填饱肚子。我没有参加游击队，也没有碰到过游击队。”我从他们的神情当中看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指挥官表现得越来越爆炸，声音也越来越大，很快凶相毕露。我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对我用刑了。我下定决心，就是对我用刑，我也不会吐露一个字。
霎那间，时间似乎凝固了，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挨打。最终，指挥官手一挥，给了翻译官一个心照不宣的指令，翻译官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一个日本兵走到我旁边，举起步枪，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枪托就结结实实地照我的脸上打了下来。我感觉到鼻子失去了知觉，鲜血一下子就从鼻腔中喷涌而出；脸颊也被枪托打破，牙齿被打掉好几颗。鲜血喷溅到我的衬衫和裤子上，把衬衫和裤子打湿了一大片；还有鲜血顺着鼻腔流入我的喉部，喉咙本能地吞咽着。等麻木的感觉过去之后，剧烈的疼痛开始发作，痛得我全身肌肉抽搐，不自觉地耸动双肩。这种感觉很痛苦，如同堕入地狱。看来这个日本兵，是干这个活的一把好手。所有在场的日本人全都哈哈大笑，他们见到我鲜血淋漓的样子似乎很满足，很过瘾。毫无疑问，我这个孱弱的美国军人，成为了他们取笑的对象。我坚持着没有倒下去，经验告诉我，日本人喜欢欺负倒下去和看起来软弱的美国人。
我挣扎着挺直身子。日本人见我没有倒下，又一个日本兵跑过来，拿着一根灌满沙土和砾石的竹竿抽打我的后背。在承受了多次重击以后，我终于经受不住，跪倒在地。但是我随即用尽全身的力气，双手撑着地面，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日本指挥官和翻译、士兵好像有什么事，跑了出去。我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在指挥官的办公室里大约站了一个小时，直到三个日本兵冲了进来，把我拖到外面的练兵场上，这里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操场。
刚出门，我就看见一个美国人四肢张开呈“大”字型，被五花大绑在一块大木板上。一个日本兵捏着他的鼻子，让他的头昂起来，另一个日本兵端着一个茶壶，不断地往他的嘴里灌水。那位兄弟不停地咳嗽，不断地呕出水来。日本人想让他体会溺水的感觉，因为这么灌水，很多水会进入肺部。每隔几秒钟，当他呕吐得厉害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就会靠近他，问他问题。如果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军官就命令那两个士兵继续灌水。
这种中世纪的酷刑我只是在历史书上看过，想不到日本人竟用这种非人道的刑罚折磨战俘，现在已经是20世纪。我的上帝！我的确被吓唬住了，这就是很快我要承受的吗？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冒出冷汗，寒毛都竖了起来。我感觉到我的内心在颤抖，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在本能地拒绝这种酷刑。我的脸开始发烫，眼睛也越睁越大，我不断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
日本人没让我等太长时间，他们让我坐在地上，一开始两三个日本兵走到我身边，不断地在叽里呱啦地问我问题。他们故意地，这些凶神的作用是震慑我的心理。不久，那个翻译官走了过来，俯身在我耳边，用英语重复着那些问题：“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吗？其他美国人都藏在哪儿？是谁给你们提供枪支弹药？谁给你们提供食物？告诉我。告诉我，你就能活下来。”
我真的被吓坏了，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知道他们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酷刑。自从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见识了日本人的手段之后，我的想象力就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曾经见识过的那些酷刑不断地在我眼前重现。我不断地在想，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像处决喝牛洗澡的水塘里的水的兄弟一样，枪毙我；或者像处决在路边排泄粪便的兄弟那样，用军刀砍掉我的脑袋；或者像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干的那样，把他们绑在树桩上，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要是这样，反而好，落得个痛快，省得皮肉受苦。
我紧张万分，脱口而出：“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只有给你们提供姓名，军阶和入伍编号的义务，先生。”突然，那个翻译官大笑起来，所有的日本人都大笑起来。翻译官告诉我，日本没有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遵守公约上那些优待战俘的条例。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回答救了我的命。因为，奥唐奈集中营的日军指挥官也对我们宣称，日本没有必要遵守《日内瓦公约》关于优待俘虏的规定。日本人听我如此回答，确定我没有被日军俘虏过，要不然也不会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说出如此让日本人感觉是“小儿科”的话。我的回答出自本能，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看来日军上下普遍没有优待俘虏的观念，也根本不顾及国际战争法的约束力。那些日本人因为我说的这些话，又笑了几分钟。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正在受着酷刑的美国人求饶了：“求求你们，停下来吧。我说，我说！停下来吧，停下来！”那个翻译跪在他面前，记下了他说的话。接着，他毫不犹疑地掏出左轮手枪对着那个美国人的头部就是一枪。
原来日本人在说谎，这就是“坦白从宽”的下场，——不管承认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都要死。我的上帝！日本人为什么要逼着我看这可怕的一幕。（这是怎样的一种死法啊！受尽摧残，却难逃一死，日本人丝毫不把战俘当人看。）我立即做出决定，决定以命相搏，就是不说。我觉得不说，还有一线生机，日本人刚才对我已经多少打消了一点疑虑。我会坚定地维护自己作为军人的荣誉，坚决不出卖自己的弟兄。我将再次提醒日军官兵，他们应该遵守《日内瓦公约》。我会告诉他们，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有提供我的姓名、军阶和编号的义务。他们还要逼问，我就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每一个优秀的士兵都应该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以为刚才的回答，已经让他们对我失去了兴趣。我还是错了，日本人刚才是想杀鸡儆猴。他们又连续逼问了我两个小时。我对于任何问题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只懂得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深知我要活下来，首先要让他们觉得在我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让他们觉得我不能向他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指挥官非常光火，他抽出宽大的军用皮带，抓住皮质的末端在空中大力地挥舞着，狠狠地抽在我的右脸上，锋利的金属皮带头又将我的右脸划出一道口子，鲜血又淌了下来。他抽打我，就像抽打一匹烈马。皮带扣让我猛醒，过关只是黄粱一梦。不等我反应过来，脸上就又挨了一枪托的重击。就在我倒下去的刹那，我发现两个离我不远的日本兵在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单杠”，与单杠的区别在于横杆是可以上下移动的。（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管这种刑具叫“伸展架”。）
他们要吊死我吗？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劳拉了？我吓得尿了裤子。我不知道这个刑具有什么用途，日本人要对我干什么，日本人只是想和我“玩玩游戏”，还是要把我吊死呢？不！我还没有死，我也不能死。我没有时间考虑日本人的意图，得想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活下去。我的信念和以前一样坚定，我要活着回到美国，活着见我的家人，活着见我可爱的劳拉。活着回家是我唯一的宗旨。我曾经告诉过自己，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围绕这个宗旨，都要为这个宗旨服务。我确定的信条就是：做一切事情，都要以实现回家的目的为衡量标准，但是不可以丧失自尊，违背诚实和良知。正是这种信念，让我撑过了这一天，并且让我能够熬过今后三年半的战俘生涯。
没容我多想，那些在空地上忙活了半天的日本兵对着指挥官喊了一句什么。指挥官就命令日本兵将我拖到那个临时搭起来的“伸展架”那里（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他们让我保持站立的姿势，两手的手指交叉起来。指挥官亲自动手，用一根只有宽鞋带那么粗细的竹条把我的两个大拇指绑在一起。接着他把一根有我手腕粗的竹竿从我两手之间穿过，日本兵把粗竹竿的两端放到左右两个支撑木杆的顶部。这样以来，我的整个身子被抬了起来，脚趾刚刚可以接触到地面。我的脚趾很快就累了，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要往下沉，但是刚想脚尖着地，两个拇指却传来剧痛，于是我又拼命踮起脚尖。
10分钟过后，我已经处于一种迷离的状态，我只听见日本兵在我耳边大吼，翻译官在我耳边用英语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日本人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坚强意志，我不会容许自己说出任何秘密。我想即使在自己失去知觉的时候，也不会胡言乱语。日本人折磨我的方式太过于残忍，他们忘记了疼痛只会使懦夫屈服，却能使强者清醒。虽然我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眼前所见也渐渐模糊，甚至对周边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感应，但是我的潜意识却在与疼痛进行坚决的斗争，只要我能挺过10分钟，适应这种剧痛的感觉，日本人的这种酷刑就拿我没有办法。我可能会晕过去，晕过去更好，就感觉不到疼痛了。果然，日本人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在“伸展架”上被挂了一天半才被放下来。其间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痛苦的暂时缓解，只不过是一种新的痛苦的开始，人生就是充满了苦难。他们接着**了我的衣服，把一根被拧成麻花的湿竹竿，兜过我的裤裆，绑在横着的粗竹竿上，再把我挂起来。阳光变的越来越强，竹竿开始变干，收缩，锋利的竹片和尖利的竹刺，像千万把尖刀一样剐着我的睾丸，刺进睾丸。时间长了，我的睾丸被生生挤进腹部。当时感觉就好像是有人不打麻药就阉割了我一样。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鄙视那位对日本兵招供的兄弟，因为他可能也受到了这种非人的折磨，甚至比我受得更多。不过也说不定，也许他的耐受能力比较差，挨不住日本人的酷刑就屈服了。我希望是他是前者。
日本人又把我吊了一个下午，才把我放下来。因为没达到目的，日本人很愤怒，他们先是把几截干竹签刺进了我的指甲里，钻心的疼，血从伤口中涌了出来。我仍然不说。日本人点燃了竹签，火烧到了我的手指，我甚至闻到了肉在燃烧的味道。这种剧痛过于强烈，我感觉手指已经不属于我了。日本兵抓着我的手，按到了一桶冷水里，灼痛立刻得到了缓解，但是不一会一种更加强烈的痛苦从手指涌上心头，插着竹签的手指顶到桶底，竹签刺得更深了。桶里的冷水侵蚀我的血肉，让我的每个细胞都感到剧痛。在我即将失去知觉，意志变得极其脆弱的几分钟里，翻译官仍然在用这些问题来“轰击”我。对每个问题，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只懂执行命令。我知道会告诉你们的。”
竹签扎手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意识正在逐渐地丧失。疼痛主宰了我的大脑，我想自己当时肯定不能区分上下左右，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生还是死。在那个十指连心痛的时刻，生存还是死亡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想哈姆雷特王子，经受如此酷刑，一定没有心思概括出“生存，还是毁灭？”这个经典的论题。我所经历的是纯粹的疼痛，除此以外别无感觉，心中空空如也，甚至连摆脱疼痛这种本能想法都没有。我只能说，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我的命硬，上帝不要我，我最终还是活了过来。
两三天的时间，好像浓缩了我的一辈子的痛苦，我从鬼门关走了好几个来回。我醒来的时候，是日本兵把我从“伸展架”上放下来的时候。看来日本人在竹签扎手之后，又把我放到了伸展架上。当中还有没有换点其他花样来折磨我，我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我颓然倒地，他们允许我瘫倒在地上，给我拿来了一小碗劣质米饭和一杯热茶。我挣扎着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就在这时，翻译官走过来跟我说，他们将会把我从这里送走。苦难总算告一段落。
日本兵把我抬到卡车后车厢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日本人归还了我的那些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我听到卡车马达发动的声音，感到一种彻底的解脱，说来奇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难道仅仅是因为——至少在路上这段时间，日本人不会来打我。我不知道日本人将把我送到哪里，或许他们只是把我带出去杀掉而已。暂且不去管它，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正在离那个魔窟越来越远，我为此感到庆幸。经过了这次严刑拷打，我意识到，我对于痛苦的承受能力不弱，或许要比一般人要高一些。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一丝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获得更多回家的机会，至少我不会死得那么快。
和来时一样，路非常颠簸，卡车在公路上艰难地行进着。不一会车身就要跳起，因为又经过一个大坑。四五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地监视这我。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我觉得他们纯粹是多此一举，像我这样经历过数天严刑拷打弄得遍体鳞伤，期间只吃了一小碗米饭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我的胳膊没有知觉，双手也没有知觉，指头肿得有平常两倍大，脸上和背部也还留着日本兵“恩赐”的伤口；肚子很痛，感觉有一只猫在里面疯狂地抓挠；阴囊千疮百孔，睾丸肿得有鸡蛋那么大；由于保持脚趾触地的姿势太久，我的双腿更像是一碗硬梆梆的果冻！卡车不断向前开，随着车身的弹跳，我的身体也随着弹起，又落下。
我开始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杀我。毕竟，我是他们从一个菲律宾小村里抓到的美国士兵，而且，和当地人很亲近。我只能认为，他们相信了我编造的故事。（在坦克被毁之后，逃进了丛林。）他们或许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般的战俘在经受过酷刑之后，一定会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我相信自己在失去知觉之后，没有说错话，也许我在昏迷之后一直嘟囔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如果有的话，我死定了。等到了日本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把我杀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是他们需要的强壮劳动力。
天开始变黑了，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房子的模糊轮廓，房子外面的大片空地上围着一圈铁丝网。卡车开得更近一些，我发现了熟悉的棕榈棚屋。我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了奥唐奈集中营来了。我转了一个完整的圈子，进来，出去，兜了个大圈子，又进来了。我还活着，虽然不是活得并不是很好，但是起码活着回来了，能活着真好。
黄昏时分，这辆卡车开进了奥唐奈集中营的大门。司机对看门的日本兵说了些什么，又继续往里开了五十英尺（确切的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到奥唐奈集中营的时候竹田大尉训话的广场），后车厢里的日本兵把我推下车。几秒钟之后，卡车绝尘而去，当真是在一片扬起的尘土中离开的。我想站起来，但发现根本办不到，双脚不听使唤，脚疼得很，双腿仍然处于麻木状态。我想用手拍拍大腿和小腿，放松一下紧绷的肌肉，发现胳膊太不起来，胳膊像灌了铅，沉重无比。所有的手指都肿胀不堪，有平时的两倍粗，上身活动困难，背部和颈部僵硬，好像是受到了一块截面为2英寸×4英寸的木板重击一样。
总不能在广场上躺着过夜，就是我愿意，看守也不愿意。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我总算站了起来，蹒跚着向一座棚屋走去。有数百个兄弟躺在壕沟前面的空地上，他们都是痢疾患者，随时等待着排泄，有些人在排泄的时候，掉下壕沟，再也起不来。扑面而来的恶臭加剧了我全身的痛楚。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你好！ten-spot（作者的昵称，意为10美元），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还以为你去了靴子山，还好吗？”我朝下看去，发现说话的人是跟我在同一个排的好朋友鲍勃·彼得森，他和我一样，都是中士，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打过很多次仗了。在巴丹半岛上的一次战斗中，他曾因作战勇敢而获得银星勋章。我们营撤往巴丹后，我们一直呆在一起。
能再次听到鲍勃的声音，真是太好了，特别是因为他叫我“ten-spot”。这让我回想起了关于这个外号的一些美好的往事。在诺克斯堡的兵营里，我们连有一大帮牌友，其中有12人是骨干，我是其中之一，我们12个人，每个星期都要在一起打牌。我们开战的时候，总会有六七个感兴趣的人加入战团。因此我们连的赌风很盛，场面蔚为大观。我们的赌局，总是在休息日的晚上达到**，那个时候参加的人最多，大家下的赌注也很大，气氛紧张而热烈。我的外号就是鲍勃在一次赌局中给我取得，当时我正跟他对垒，我押下了第四张10元美钞，鲍勃没钱了，押上了整个房子。我接受了他的赌注。他说：“你押的这些钱都会是我的，等着瞧吧，ten-spot。”从那时起，“ten-spot”就成了我的外号。
我看了看他，说：“喔，靴子山，我去过好几次，不过，我不打算在那造房子，我觉得你的房子已经够好的啦！呵呵，老伙计，跟我来，咱哥俩一起散散步，我告诉你整个事情的经过。”我不想让他在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地方苟延残喘。他挣扎着，站起来，提起裤子，和我相互扶着，往前走去。我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做的，而且他确实也做到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原先睡觉的那个棚屋，大家对于我的出现丝毫不感到意外。我感觉他们对于我的失踪好像毫无察觉，没有人问起我去哪了。这让我多少有些伤心，我逃离奥唐奈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们的安危。或许他们以为我去了靴子山，去了Z病房，外出参加了劳动队。这很有意思，在奥唐奈的每个人都太关注于自己如何生存下去，对于其他人的状况根本无暇顾及。大家都太虚弱了，全都懒得思考，思考也要耗费体力，保持基本的新陈代谢就已经耗费了大家全部的精力。
奥唐奈集中营没发生什么变化，一切都是老样子：人们排队等着去接水，每天都有一百五十个美国人死去，空气之中充满恶臭；大家都神情木然，在我周围找不到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在这里只有日本看守看起来挺开心的。我们像僵尸一样活着，身体活动完全是靠本能，而不受意识支配。我很幸运，我离开这个死亡之地相当长的时间，享受了相对足量的食物，获得了一些药品，增加了一些体重，储存了一些体力，我比这里的大多数人要健康得多。
拷打让我遍体鳞伤，精疲力竭，但是这种短期的身体消耗，无法和长期深受传染病的折磨相比。只要给我一些时间，只要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看守不找我的麻烦，我对于自己能够恢复体力还是抱有信心的。仅仅在几天前，我还是自称自己是“战斗在巴丹的家伙”，没有吃没有穿，就抢日本鬼子的，没有枪没有弹药，也从日本鬼子手里面抢。此刻，我不得不在奥唐奈苟且偷生，等待着日本人恩赐少得可怜的米饭配给，排着长队，等几个小时还不一定能喝上一口干净的水。这种生活简直不如乞丐，想起“在巴丹战斗的自由战士”的生活，顿时感到天壤之别。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令人感到不齿的事情发生了。一些高级军官试图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他们有资格享有比普通士兵要多一些的配给，也应该有权利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他们有些人竟然充当起了日本看守的代理人。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很看不起这些自以为是、不顾兄弟死活、自私自利的家伙。在巴丹死亡行军开始的时候，很多高级军官命令我们扔掉狗牌（美军的身份鉴定牌），以求逃过日军的非人折磨和虐待。我们绝大多数士兵按照他们说的做了，其实这是为了掩护他们，因为日本人想从军官口里搜集情报。
可是到了奥唐奈集中营，一些高级军官又想方设法地试图让日本看守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想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得一些好处，比如说，不用参加劳动队干活，从日军那里弄到一些额外的食物。很多军官卖力地为日本人工作，充当日本人在战俘里的密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这样做，但不管是在菲律宾，还是日本，在我的身边都不乏这种自私自利、丧失廉耻和道义的败类。这种自私的做法，在战俘当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降低了战俘之间的信任感。
在回到奥唐奈的第三天，我开始感觉好点儿了，但我明白，要想活下来，就一定还要离开这儿。在这个集中营里，我每时每刻都能闻到死亡的气息。集中营仍然缺粮缺水，我每天排几小时的队，才能在营区角落的水龙头里一滴一滴的接到少量的水。排队接水的队伍长得令人窒息。有人在等待的时候轰然倒下，死亡有时候来得水滴下落的速度要快得多。
这个时候，军医手里本就少得可怜的药品已经用光了。日本人根本不管战俘生了什么病，他们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更谈不上外科手术的医疗器械。我们的医生们只能做一些简单地诊断、护理工作，这种工作更多的作用是心理安慰。随着战俘们变得越来越虚弱，日本看守却变本加厉，越来越专横跋扈，越来越凶残，因为越来越多的“猎物”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看守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猎杀。
我去找了托马斯·休利特医生，想弄些药来医治我的两个拇指，它们是“伸展架”的主要受害者，伤得不轻。另外，我还想找些药来缓解睾丸的疼痛，但休利特医生告诉我，他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他对我的伤无能为力，因为没有药品。休利特医生说：“你这些伤会好的，不用担心。你要尽量到一些通风的地方去，避免被痢疾、疟疾和肺炎患者传染。现在兄弟们的情况很糟糕，如果日本人再不提供治疗这三种疾病的药品，我估计绝大多数兄弟活不到今年复活节。再往后拖，情况只会更糟。”
休利特医生是个大好人，是很多战俘的大恩人，包括我在内。他大约5英尺7英寸高，大约135磅重。他从小在肯塔基、伊利诺斯两州的交界地区生活，可能在肯塔基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他说话时，肯塔基腔调很明显，慢吞吞的，一字一顿，显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是一个传统的南方绅士，发型很精神，装扮总是很整洁。我很幸运，自此之后，一直与他朝夕相处，无论是在菲律宾、日本的战俘营里，还是在去往日本的地狱航船上。他一直是我们的军医，拯救了无数战俘的生命。在日本大牟田17号战俘营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是所有兄弟的生命守护者，为此，在回国后他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嘉奖。我们战俘营的所有活着回国的兄弟，对他都很尊重。单单在17号战俘营，就有数百号兄弟，也包括我，因为他的神奇的心理治疗能力而得救。他在逆境当中，坚持救死扶伤，有些时候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他对我们这些战俘的关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他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崇高精神。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胆识过人，他多次和集中营的日本指挥官和普通看守展开谈判，为战俘争取医药和休息时间。这个伟大的人，在1991年逝世，几乎所有的17号战俘营当中还活着的战俘都前往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