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我们仍在补文学史这一课 [哈哈镜]

刚看到这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时，几乎惊呆了，正文竟达1200多页，不禁怀疑：西方研究者对中国文学能懂多少？他们该如何填满这么多页码呢？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但文学史这种研究方法却来自西方。

本书作者很坦率地表达了他的疑惑：宋词空间确实相对狭窄，初期作品彼此雷同，实在看不出为何当时文人会热衷于此。

中国第一部文学史著作是1906年面世的《历朝文学史》，仅106页（共计4万字），作者为窦士镛。有趣的是，《历朝文学史》是以文字研究为开篇，从《说文解字》写起，而非《诗经》，这一独特的思路竟与110年后的这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暗合。

《历朝文学史》后又有了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1907年出版）、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但所有这些著作都晚于日本学者末松谦澄1882年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着（《支那古文学史略》，因含“支那”二字，是否不太适合说出来）。

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量袭取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直到1930年，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再版时，他在前言中也承认“颇掇拾东邦学者之所记”，现代汉语中“文学”“纯文学”等词亦来自日语。（中国古代有文学一词，但定义和今天不同）

110年确实太长了，让很多人已忘掉文学史的舶来身份，以为谈文学史，必然是中国学者最权威，因为文学离不开语境、传承与民族心理等，只有自己人才最了解自己人。

但，这本《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却提醒了我们：理解与文学理解的区别在哪里？这可以从古今文学教育的区别来看问题，古代文学教育偏重不等于在文学理解，而今天文学教育偏重文学史理解上，我们仍有不小的差距。

《人间词话》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如非积累了深厚的创作经验、阅读经验，断然说不出如此透彻的话来，体现出经验思维的长处，即犀利与直接，但对于缺乏积累的人来说，很可能因此产生误会，这便是经验思维的短处，即欠缜密、难传承，而文学史研究能提升人的理*分析能力，可补足这一短板。

然而，史的理*精神蕴含在开放体系中。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史教育却承担了太多学术之外的任务，有时甚至被异化为“先前阔”的注脚，不仅要证明“先前阔”，还要“合理”地解释出为什么“先前阔”，由此产生出颇多“定论”“科学解释”，从而将读者带入决定论的死胡同是以培养人的写作能力、鉴赏能力为目的，换言之，学诗是为了写诗，至少能品评诗。

古代文学教学以作品欣赏和练笔为中心，主要教学方法是技术分解，比如学写诗，就要先从对句学起，逐步过渡到声律，再到联句，最后才是独立创作。

现代翻开国内诸多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其中共*教育则以理清首先，将史理解为伟人陈列馆，以繁琐罗列、排列座次为能，导致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越来越多，而历史智慧、文学智慧却越冲越淡，只能助长守财奴式的沾沾自喜发展脉络、掌握相关知识为目的，不会写诗，一样能拿到文学博士头衔，正所谓“中文系不是为培养作家的，而是为培养学者的”。

所以古代文学教学以作品欣赏和练笔为中心，主要教学方法是技术分解，比如学写诗，就要先从对句学起，逐步过渡到声律，再到联句，最后才是独立创作。其优点是实用*强，缺点是囿于已有技术，处处限制，使人难以突破和创新。

现代文学教育则以文学史为核心，通过对文学发展脉络的第二，滥用进化论，仿佛不梳理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浅薄到深刻的序列来，作者们便绝不肯罢休，鼓励学生自行从中获得感悟，从而能站在理*与历史的高度去看难理解为什么唐代以后上千年，人们仍在写唐诗，却怎么也写不过唐朝诗人，只好勉强解释为“唐诗写尽了”，可既然写尽了，为什么后来又会有宋词、元曲？也许，所谓“文章千古事”只是一个神话，文学本身未必会进化，它总是为当时而作，代表着，以超越时代的声音，至于成为经典，则属低概率事件，很可能只是传播中的异态，如果囿于经典，一定要从文学角度解释出为什么有的作品能传承至今，实为胶柱鼓瑟。

其三，把思想与创作视为简单的因果关系，试图从文本反向解码作者的“思想”，导致文学史不研究写作技术，却被写成了思想史。可问题在于，这种“反向解码”有多少科学*可言？多少猥琐的人偏喜写豪迈的诗，又有多少壮汉偏喜欢在文字中扮演女*？同一现象，主观意图的可能*无限多样，可偏偏前人武断，却成后人绝不能突破的窠臼。

其四，硬套西方文学史，结果李白成了“浪漫派”，居然和华兹华斯、骚塞、柯勒律治、拜伦一路，而杜甫成了“现实主义”，又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同道，为了自我安慰，不惜胡乱嫁接，读来令人时空凌乱。

当然，并非所有国产的中国文学史都如此偏颇，但从整体看，我们的文学史教材更像繁重的课业，对提升理*的帮助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