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检验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1>
1973年11月,随着《宋元绘画》图录的出版,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特别顾问方闻在媒体上如此宣称。该图录详细分析了大都会从书画鉴藏家王季迁手中购得的25件宋元绘画珍品。
那么,方闻教授又何以认为,“现在”
,也就是
1973年,是检验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呢
?这就要从大都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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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艺术的历史说起。
一
尽管早在
1872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已经开放,不过直到100年后,它在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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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才真正开始跨步追赶波士顿美术馆(MuseumofFineA人体s,Boston)、佛利尔艺术馆(FreerGalleryofA人体)、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MuseumofA人体)和位于堪萨斯城(Kansascity)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MuseumofA人体)等其他馆。
美国博物馆的亚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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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波士顿美术馆,
1890年,该馆专门兴建了一座侧厅,用以展览亚洲艺术品。后来,在美国人芬诺洛萨(ErnestFranciscoFenollosa,1835-1908)和日本人冈仓天心(1863-1913)等人分别于1891-1896年和1911-1913年经营下,一度就是美国本土(甚至是整个西方)最大、最全、最精的亚洲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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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2>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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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查尔斯·朗·佛利尔(CharlesLangFreer,1854-1919)在华盛顿特区捐建的佛利尔艺术馆在1923年揭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业家佛利尔,凭借一己之力,除了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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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中国古代器物(如青铜器、
玉器
、陶瓷器等)和佛教造像之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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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古画达到惊人的1200余幅,在数量上拔得头筹。<3>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此二馆却抓住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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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中国古画精品:前者在第三任馆长(任期1958-1983)李雪曼(ShermanEmeryLee,1918-2008)期间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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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任东方艺术部门的主管,1958年任馆长,1959年聘何惠鉴(1924-2004)为中国部主管,可谓如虎添翼;位于堪萨斯的后者,原本是两个分开的馆,直到1983年才合并为现名,为该馆中国古代艺术品馆藏建立功勋的是席克曼(LaurenceSickman,1907-1988),在20世纪30年代就买到了北宋许道宁的《渔父图》,60年代则购得传马远《西园雅集图》(《春游赋诗》)。<4>
然而,如果再来看看大都会在中国古代绘画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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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史,截止
1970年,则要明显比上述诸馆逊*很多。
187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艺术品经纪人兼藏家塞缪尔·阿维瑞(SamuelP.Avery,1822–1904)手中购得第一批约1300件中国和日本瓷器,这是东亚艺术品入藏大都会的开端【图1】。1915年9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成立“远东艺术部”
,来自荷兰的学者博世
·瑞兹(S.C.BoschReitz,1860–1938)成为首任主管,不过这个所谓的部门只有一名助手,保存着1879年以来收集的杂七杂八的亚洲藏品。<5>早在1912年,大都会聘请加拿大人福开森(JohnCalvinFerguson,1866–1945)为研究员,并让他在中国负责征集藏品,然而,除了1924年的一套青铜柉禁器组让大都会独树一帜之外【图2】,在卷轴画方面,福开森为大都会购买的绝大多数作品至今尚不能在展厅展出——
品质最好的一件大约是钱选款的《归去来辞卷》【图
3】,其他大多则是伪赝品【图4】。<6>由于这些卷轴画受到普遍的质疑和否定,最终福开森与大都会的合作不欢而散。此后在一些人士的支持下,该部门又获得一批中国瓷器和佛教雕塑的收藏,中国绘画部分的收藏则一直乏善可陈。
图
1塞缪尔·阿维瑞收藏的东亚瓷器陈列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摄于1907年(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
2商青铜柉禁器组,端方旧藏,经福开森之手,1924年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
3元-明钱选(款)《归去来辞卷》局部,经福开森之手入藏大都会,JohnStewa人体KennedyFund,1913(13.220.124,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
4佚名《山水》局部,经福开森之手入藏大都会,JohnStewa人体KennedyFund,1913(13.100.26,图片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927年,瑞兹从远东艺术部退休。次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AlanPriest,1898–1969)继任,不过他的口碑好像并不太好,因为这位负责人搞不清藏品的具体年代和属*,有时在博物馆刊物上又发表一些不知所谓的结论。<7>对此,艾普伦的副手恩斯特·阿希文(ErnstAschwinPrinzzurLippe-Biesterfeld,1914-1988)深感不满,在一份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档案中,他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然而,正是需要搞清楚这些事情,“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8>。1946年,普艾伦以30万美元当时的天价购入画商白威廉(A.W.Bahr,1877–1959)手中的142件中国卷轴画,他认为这是美国博物馆收藏的“顶级中国古画”
。
<9>遗憾的是,这些藏品中除了大理国《维摩诘绘经卷》和元代
画家
周东卿的《鱼乐图卷》尚可观之外【图5】,绝大部分都是无法展陈的劣质伪赝品【图6】。<10>多年以后,王季迁对白威廉的藏品如此评价:“
白威廉总共收藏了
149件作品,其中只有15件属于博物馆收藏级别。”大都会的前任馆长霍文也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史上,买入白威廉藏品属于一个污点。”<11>普艾伦直到1963年才不情愿地因年满65岁达到大都会的任职上限而退休,他甚至向纽约州上诉,试图延长任期,遭到败诉。普艾伦退休后,继任者是周方(FongChow,1923–2012)。
20世纪60年代的10年期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基本上出于休眠状态,而同时,该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波士顿美术馆、佛利尔艺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却充分利用市场的流动*,不断扩大各自的亚洲艺术藏品。<12>与这些馆丰富的亚洲艺术品馆藏相比,大都会实在是相形见绌,以至于1971年何慕文(MaxwellK.Hearn)被方闻聘为“小小的远东艺术部”第一名全职工作人员时表现了极大的犹豫,因为“当时那里展出的亚洲艺术品仅仅局限于大厅上方楼厅位置的陶瓷展和一个较大的中国佛教雕塑展。”<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