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平民社会是指平等社会吗 推荐

按>称宋代为“第一个平民社会”，据说出自钱穆。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其原意。钱穆认为，平民社会始于秦汉，宋代只是更纯粹。他另有以士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一说，便与其平民社会论有所抵牾。尤须注意，钱穆所说的平民社会，其含义为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然而钱穆对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明清时代的绅士这两大特殊势力均有或深或浅的论述。何况在可视为“无定型时期”的西汉与宋代，同样不乏特殊势力。特殊势力在中国古代从来未曾缺位，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论之不妥是显而易见的，如若改称权力社会，或许较为近乎实情。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2017年第16期（8月下半月刊），题为《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现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一、引言：过犹不及

对于宋代社会，学界有两种看似相近，实则相远的结论*认识。

一种是“平民化”。邓小南认为，平民化是从唐到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过犹不及，凡事都得把握一个“度”。邓小南颇有防范意识，或许正是出于被无限引申的担心，她在访谈中格外强调：“所谓‘化’，是指一种趋向，一种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本人对此，深表赞同。90年代初，我曾草成《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一文，虽然仅着眼于狭义的文化，但多少包含这层意思。文中的某些认识，或可作为宋代平民化趋势的例证。当年之所以想到这个论题，是受到当代史学大家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的启示（商务印书馆1994年。本文以下凡引此书，均仅在正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他在书中将宋代“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175页）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件事之一。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未把《导论》一书读懂，至少领会不深。

另一种是“平民社会”。有学者将宋代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只怕就失度、过度了。其主要依据是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所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或系“贵族”之误）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岂止平民社会而已，并且是“纯粹的”。这段文字，我80年代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的《结语》中曾部分加以引用。当时我感兴趣的是其唐宋变革论，对“平民社会”一说虽心存疑义，但并未深究，仅在注释中有所表达。

钱穆“贵有‘系统’”、“本诸‘事实’”的治学主张，重在“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变动”的治学方法，受到学者广泛认同。其学问素有博大精深之称，其论著新意迭出，无论对错，均极具启发*与刺激*。由于钱穆名望很高，宋代“平民社会”论当前在学界较为流行。“平民社会”到底何所指？钱穆究竟是如何阐述的？近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学习钱穆有关论著（以下省称“钱著”），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于是写下这个读书报告，其中难免有尚未读懂与妄加评议之处，尚祈同好指教。还要说明的是，钱穆阐述论题，总是瞻前顾后，本文虽以宋代为题，不得不上挂下联，或有离题较远之嫌。

二、钱穆的原意是什么

我也曾下意识地以为，钱穆将宋代社会视为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多读了些钱著之后才发现，此说并不完全符合钱穆的原意。

第一，钱穆并非仅有平民社会一说。众所周知，他是位学术“长青树”，其学术生命极长。宋代是个什么社会？在不同时期，或因视角有异，或因语境有别，钱穆有多种说法。除平民社会而外，还有“平等社会”（177页）、“平铺社会”（171页）、“白衣社会”、“科举社会”、“进士社会”、“士人社会”、“四民社会”（《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其中含义相同或相近者较多，可归纳为两大类，即平民社会和四民社会。钱穆论及四民社会、士人社会之处，甚至多于平民社会。

第二，在钱穆看来，平民社会早已产生于“秦以下”，宋代不是“第一个”。他关于平民社会的阐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平民社会从秦、汉开始，并非始于宋代。他在许多情况下将秦以下的古代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历史大单元。钱穆说：“秦、汉以下的中国”，“当时已无特殊的贵族阶级的存在，民众地位普遍平等”（105页）。又说：秦、汉时代“平等社会开始成立”（177页）。还说：“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245页）。二是时至宋代，平民社会更纯粹。钱穆说：“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国史大纲》）又说：“一到宋代，社会真成平等，再没有贵族与大门第之存在了。”（190页）还说：“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国史大纲》），“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不让有过贫与过富之尖锐对立化”，“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国史新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钱穆

三、“平等社会”与“士人社会”

何谓平民社会，据我阅读所及，钱穆始终未曾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从其众多论述中，不难发现，所谓平民社会是指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全国人民参政”（242页），“一律平等对待”。其关键之处在于“平民、贵族两阶级对立之消融”，“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因此他又将平民社会称为平铺社会。所谓“平铺”即无高低上下之分，社会各*人等一律平等，都是平头百姓；“散漫”即“无组织，不凝固”，以致“没有力量，无可凭借”，犹如“一盘散沙”。在钱穆的辞典里，平民社会、平铺社会、平等社会是同义词。他断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如果说平民社会一词较费解，那么平等社会一语则相当直白。平民社会论是对还是错？弄清其含义之后，答案应当是明确的。“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吗？秦汉以后果真再也没有特殊势力了么？赞同者想必寥寥。行文至此，或可搁笔。下面要稍加补充的是，在钱著中反证比比皆是。

钱穆的四民社会说与其平民社会论便自相抵牾。他在力主平民社会论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国史新论》）如前所引，所谓平民社会是平铺的，无组织，无等差。按照钱穆的解释，四民社会则有高下，有领导，有中心。他说：四民社会“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而商人只成旁枝。”如东汉社会便是“一种士人中心即读书人中心的社会了”（126页）。并称：“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国史大纲》）钱穆反复强调：“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国史新论》）；四民社会“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国史大纲》）；“于农、工、商、兵诸*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国史新论》）因此，他又将四民社会称为士人社会。依我之见，士人社会说较之平民社会论有可取之处。既无强大经济实力，又处于无权地位的平民决无主持与领导社会的可能，平民社会论很难成立。

问题在于：普通士人就能主导社会吗？按照钱穆的论说，士人是“一个中间阶级（或可改作‘阶层’）”，介于贵族与平民两者之间。其下层依然是标准的平民，而其上层则近乎于贵族。俗话说：“书生不带长，说话都不响。”真正有可能主导社会的不是普通士人，而是钱穆所说的“书生贵族”，即人们常说的士大夫。什么是士大夫，解释者甚多，如费孝通、陶晋生等等。愚见以为，所谓士大夫是士与大夫的结合，主要是指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正如钱穆所论，士人即使出身平民，一旦出任高官，即在社会上“居于翘然特出的地位”，其“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容易在少数家庭中占到优势”。他将此种情形称为“变相的世袭”（127-128页）。仅由此也可见，“士人社会”之说仍然不妥。如果将士人社会改称士大夫社会或书生贵族社会，其说服力也许会增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