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案今终审宣判 宣判结果是什么？

今天下午两点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两年前的“鹦鹉案”终审宣判。宣判结果是什么?下面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吧?

法律法规网综合消息 2016年5月，深圳男子王某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被刑事拘留。警方调查显示，王某此前售出的6只鹦鹉中，有2只为小金太阳鹦鹉，属于受保护物种。

“小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因为个头不大，性情温顺而得到很多养鸟爱好者的青睐。2016年4月初，王某将自己孵化的两只学名为绿颊锥尾鹦鹉，以每只500元的价格出售给谢某某。同年5月17号，公安机关在王某宿舍查获该种鹦鹉35只，和尚鹦鹉9只，非洲鹦鹉1只，共计45只。这些鹦鹉都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当中的。

去年5月，深圳宝安法院一审判决王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被处罚金三千元。法院认为，王某售卖两只小太阳鹦鹉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认定45只鹦鹉待售，属犯罪未遂，依法可减轻罚。王某不服上诉。去年11月，深圳中院二审开庭。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两只“小太阳”鹦鹉是否属于《刑法》所指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范畴。此前，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做出了“属于”的判定。而王某的二审辩护律师则认为，该条司法解释属于对刑法条文擅自所做扩大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深圳中院曾先后两次申请延长本案的审理期限。

王某的妻子任女士说，与一审的审理过程相比，在近一年，案件有一些新的变化：“原来一审只有五本案卷，后面检察院补充了三十六本。从他补充证据就能很明显地证明，一审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然的话，它二审检察院为何能补充三十六本出来呀，对不对?”

作为被告人的家属，任女士认为，即便补充的这三十六本证据材料，也是问题多多。比如，至今公诉方所提交的证据，都无法证明，用来定罪的鹦鹉，就是丈夫王某所饲养的：

谢某某，就是第一被告人，从买方谢某某他店里收缴的鹦鹉，是不是王鹏出售的。这个物证的话没有得到证实。就是没有经过辨认，物证是不同一的。王鹏养的鸟都有脚环号的，都有特殊的编码的，但是森林公安没有让她辨认实物，拿照片去辨认的。照片上面也没有这个编码，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定他罪的这个鹦鹉是不是王鹏的。

争议焦点

任女士认为，本案争论的焦点其实很简单：经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还属不属于法律所规制的野生动物的范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刑法所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宝安区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的鹦鹉虽然是人工驯养，但也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王某的二审辩护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的动物案件司法解释，属于对刑法条文擅自所做扩大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而，从法理上来讲，法院不应当适用：“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常明显的违反上位法。他把驯养繁殖的动物，直接解释为刑法三百四十一条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是和刑法相抵触的。”

据徐昕介绍，其实早在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就曾向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作出过一个复函。徐昕说：“在法研[2016]23号文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彻底解决当前困境的办法，要在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对某些经过人工驯养繁殖、数量已大大增多的野生动物，附表所列的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仅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不包括驯养繁殖的。”

徐昕昨晚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称，作为辩护人，他认为，被告人王某无罪的事实和理由是充分的，认定王某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成立，一审法院用来定罪所适用的法律错误，王某的行为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为这个罪名它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行为对象是何物种，必须要明知它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非法出售。但是王某他其实并不知道他养的这个鹦鹉是所谓的CITES公约附录二的、人工驯养繁殖的也受到保护的这么一个物种。而且一般的公众都不太可能知道，这样的鹦鹉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因为市场上普遍有出售网上普遍有出售。王某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下午的判决，究竟会给出被告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作为被告人王某的妻子，任女士向中国之声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案卷里面这个证据链是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达不到定罪的这个标准。期待深圳中院有作为有担当，勇于纠错，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的司法判决，不会因某些人或某些机关的意愿而改变。深圳鹦鹉案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终审判决，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广东高院对郑展江等十人故意杀人、非法拘禁案作出终审判决_

12月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郑展江等十人故意杀人、非法拘禁一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郑展江的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维持并核准了对上诉人韦其湖、张超明的死缓判决;维持了对上诉人韦振增、萧裕超、罗志强判处十五年到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上诉人陈晓燕、袁大厅、黎钊、郑锡桂被改判有期徒刑六年至三年二个月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至2014年9月间，萧裕超为打击报复被害人邓杰兴，出资由张超明纠集罗志强、郑展江、陈晓燕、韦其湖、韦振增、袁大厅、黎钊、郑锡桂，于2014年10月共同以暴力方法挟持邓杰兴。在商议、组织、实施挟持行动过程中，郑展江、韦其湖、张超明、韦振增、罗志强合谋杀害了邓杰兴。

法院认为，在故意杀人共同犯罪中，张超明雇凶杀人，罗志强居间介绍，郑展江接受张超明委托后，组织多人实施挟持行为，并伙同韦其湖、韦振增将被害人杀害，作案动机卑劣，后果特别严重。郑展江是罪责最重的主犯，韦其湖、张超明是罪责严重的主犯，依法应予严惩;韦振增是主犯、累犯，其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罗志强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萧裕超是主犯;陈晓燕、袁大厅、黎钊、郑锡桂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2016年8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郑展江死刑，韦其湖、张超明死缓，韦振增有期徒刑十五年，罗志强有期徒刑十二年，其余五名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四年不等。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对郑展江、韦其湖、张超明、韦振增、萧裕超、罗志强的量刑适当，但对陈晓燕、袁大厅、黎钊、郑锡桂的量刑过重，应予纠正，遂作出上述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