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雷达去世 生前事迹回顾

　　法律法规网综合消息 曾经担任过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的雷达先生去世了，享年75岁，雷达先生是为什么去世的?生前有什么作品?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消息，文学评论家雷达于3月31日下午去世，享年75岁。

媒体：文学评论家雷达31日下午去世 享年75岁

雷达，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摄影》、新华通讯社编辑，《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博士生导师。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八部，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等。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大型图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多部论著和论文《灵性激活历史》、《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思潮与文体》等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钟山》、《作家》、《昆仑》文学奖，《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散文《依奇克里克》、《蔓丝藕拾》、《王府井大街64号》等获全国报纸副刊银奖、铁人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43年，雷达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雷达的母亲祖上是兰州人，父亲是天水人。

1944年，雷达1岁多的时候被父母带回兰州生活;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雷达一直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生活。

1947年，雷达4岁时，因盯着水磨、看浪花狰狞而走神，不慎滑入了水渠，人进入磨道，还得血肉横飞，幸运地被人救起。雷达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雷达的毛笔字不行，这成了他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雷达的哥哥是哑巴，雷达成了雷家唯一靠得住的继承人。老家的生产队居然同意给了他一份自留地。

1965年，雷达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

1966年春天，甘肃农村搞起了极左式“社教”，雷达家的中农成分忽被“补划”为富农(1977年平反)，平生好强的大嫂——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童养媳，不得不顶起“富农婆”的帽子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绳索木牌，抹去伤痕污渍，赶紧生火做饭，还说说笑笑，像没事人一样，与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状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并不嫌弃大嫂，每天来家问事者、聊天者、托她介绍婚姻者仍不少。雷达甚至觉得大嫂这个“四类分子”威信不低。雷达的大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对雷达无私的爱，让雷达一生难忘。大嫂只是一个微贱的农妇，但她从不胆小、怕事、忍辱、畏缩，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永远打不倒的精神。这就是雷达特别想说出来的感受。多少年来，每当雷达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认受了委屈，或无端烦躁时，就会想起新阳镇，想起大嫂，内心就会慢慢平静下来。1992年冬天，雷达的嫂子因病离世。 [1]

工作经历

曾先后在全国文联，新华社工作，后任《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研究员。兼任母校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任中国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任中国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任中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任中国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评审小组成员。 [2]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 [1] 兼任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2]

文学之路

评论之路

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了，冯牧、罗荪为主编。7月15日，复刊号(总号343期)正式出版，《文艺报》作为委托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刊发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专辑”。发表了茅盾的开幕词、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衷心的祝愿》、黄镇在大会上的讲话、周扬的《在斗争中学习》、巴金的《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等文章，其中巴金的文章深深地触动了年轻的雷达，如果文艺的春天真的就要来到，他愿意成为这春的乐章中的一个音符。这愿望在雷达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仿佛命运的琴键在扣击心门，于是，时在新华社工作的他，毛遂自荐，向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去《文艺报》工作的意愿，并附上他的一些文章。出乎意料的是，事情在一个星期以后就有了结果，他被调到《文艺报》评论组工作。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他走上评论道路，与当时在《文艺报》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1978年8月11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于《文汇报》发表，那时，北京各单位的办公室里，都订阅一份《文汇报》。雷达含着泪读完了该小说，他初步的感受是，小说虽然写得还不够老到，但对“四人帮”给民众心灵留下的伤痕把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一篇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短篇小说。不久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共同出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为“伤痕文学”鸣锣开道的会议，其中探讨了《神圣的使命》《伤痕》《枫》《顶凌下种》《她该怎么办》《在小河那边》《重逢》《爱情的位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作品，《文艺报》把大型报道的任务交给了闫纲和雷达。闫纲是雷达尊重的师兄，同为兰州大学毕业。雷达打第一遍稿，连夜奋战，写出了一个万字初稿，交给闫纲修改，最后，此稿终以《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为题，以“本报记者”名义发表。

新时期文学伊始，雷达以《文艺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王蒙并写下了新时期第一篇报道并评述王蒙近况的专访《春光唱彻方无憾——记作家王蒙》。该篇文章虽为“访问记”，其中却较为细致地介绍了王蒙的生活道路和文学观念，并对此做了理性分析和评价。

1979年，《春光唱彻方无憾——记作家王蒙》文章在《文艺报》第4期刊出后，引起文坛内外的极大关注，王蒙这位沉寂了20余年的作家再一次成为文坛热点。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乃至新世纪之初，许多人在采访王蒙时也采用了“春光唱彻方无憾”这句诗来做题目。雷达虽然年轻一些，却也有着较为相似的经历和感受，他怀着对文艺事业的一腔热情从边远的大西北来到北京，迎接他的却是十年“文革”，青春和文学生命都被无端地耗过，终于，一个新的春天来到了，他和王蒙一样，终于迎来了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春天，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献身文学的抱负，为新时期文学的春天歌唱。

雷达是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他对文学评论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与责任，新时期文学之初，雷达就表现出了他独有的敏感，他往往能对新的文学现象和潮流做出最及时的反映。雷达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抵制了那种从作品中抽出政治结论的武断评论，而是从艺术规律的要求、从美学观点的要求出发，对作品进行有说服力的艺术分析。他的评论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的，而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心灵的实际出发的，富有现实的和生活的气息。

相当长的时间里，雷达把许多精力放在短篇小说的评论上。

1977年的文学作品后来被载入文学史的为数不多，《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是其中之一，1978年年初，雷达对《班主任》这一作品进行了评论。他在《人民的心声——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一文中点评，《班主任》的作者入木三分地揭开了小流氓宋宝琦这个“畸形儿”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精确地写出形成这种“畸形儿”的社会的、家庭的复杂因素。而另一个人物更令人深长思之，这就是初二班团支部书记谢惠敏。雷达认为，该小说通过上述两个对立人物同样确认《牛虻》是本“黄书”，戏剧性地点染出他们同是“四人帮”愚民政策的受害者。

“救救孩子”的急迫呼喊不仅是令人尊敬的张老师的声音，也是全国人民心底的声音。雷达认为，尽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在思想深度特别是人物塑造上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弱点，但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踢翻了“三突出”之类的清规戒律，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真实的血和肉，写出人民群众的爱与恨，喷射着人民感情的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有力旋律。

当时的雷达对短篇小说充满了浓厚兴趣，他一度认为短篇小说是最能及时反映时代社会变化的文体，那个时期的雷达，阅读大量的短篇小说，并能及时发言。总是能从小说现象中抽出最本质的特点。

1979年，雷达阅读了25篇获奖短篇小说后，深切地感受到其时的作家已经由“写政策”、“写概念”、“写问题”的路上比较彻底地挣脱出来，折入“写命运”、“写人情”、“写灵魂”的艺术化和心灵化的轨道。雷达表示，从艺术规律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转变。雷达从此走上了文学评论之路。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