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哭泣司机起疑 牵出惊天大案！

　　法律法规网综合消息 因为女子怀里的婴儿不断地哭泣，引起了司机的怀疑!没想到竟然牵扯出了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件。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子的?

神色慌张的女子，哭闹不停的婴儿，让出租司机起了疑心。随着他报警，一起特大拐卖、收买儿童案浮出水面——

罪恶的“生意”

“当时觉得她们两个人抱着一名不停哭泣的女婴特别可疑，于是在途中收费站，我借机下车，让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忙报了警。”出租车司机彭某回忆道。

2017年9月27日下午2时，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邯郸支队磁县大队接警后，随即将出租车上的两名女子当场控制。经侦查讯问，一起横跨多省、20余名人员涉案的重大拐卖、收买儿童案开始浮出水面。

“目前已到案犯罪嫌疑人22人，捕后在逃4人，涉案15名儿童，已解救9名。目前，该案正在审查起诉。”2018年4月28日，河北省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透露。

“出租车上的女婴是第九个”

“我买过一个女婴，就是现在的女儿胡小静。”河北省磁县某村村民李庆霞啜泣着对办案检察官说。

李庆霞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出车祸去世了，另一个智力有问题，她一直想着抱养一个女儿。2015年12月，丈夫的叔叔胡忠说，有人在为女婴找买家，“不会低于6万元钱”。尽管家里不宽裕，李庆霞和丈夫还是决定凑钱。

第二天下午，在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位身形略胖的女子指着身旁40多岁的女子对李庆霞说：“这是孩子的姥姥，这个女婴是她大女儿生的。”李庆霞看着床上的女婴问：“孩子的出生证明在哪?”对方答：“私生女，在家生的，没有出生证明。”

李庆霞和丈夫斟酌再三，先付了5.5万元，剩下的5000元，回家确定孩子没问题后通过银行卡付清。“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都是通过叔叔胡忠和对方联系。”李庆霞说。

经过侦查，和胡忠对接的男子名叫张涛。李庆霞收买的女婴，只是张涛拐卖女婴中的一个。“先后共卖过9个孩子，都是女婴。”在邯郸市磁县公安局看守所，张涛告诉记者，在出租车上被报案后解救的那个女婴，是他拐卖的第9个孩子。

被问及是否亲自照看这些女婴时，张涛摇头：“主要是曹氏姐妹负责照看，我只负责联络。”张涛说的曹氏姐妹，是峰峰矿区彭城镇人，姐姐曹琴在丈夫去世后，由于没有工作，平时靠说媒挣点生活费。而妹妹曹灵，则是开头提到出租车上的女人之一，另外一位名叫“南妹”。

“这些孩子都是从‘南妹’手中买的。”张涛说，他和“南妹”相识于2015年6月，“当时我去邯郸找一个媒婆，在邯郸市第四医院旁边等媒婆时，听到几个人在讨论抱养小孩的事儿，‘南妹’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主动问我，有没有人要领养小孩，可以联系她。”张涛便和“南妹”互留了手机号。

一个多月后，张涛接到了“南妹”的电话：“现在有一名女婴，你帮我问问有人要吗?”张涛就此开始了买卖婴儿的“生意”。找到买家后，“南妹”坐大巴车从广西赶过来，在京港澳高速磁县服务区和张涛碰头后，即刻与买家见面，第一个孩子在6万元钱的现金交付后找到了新家。

“我们给了‘南妹’5万元多点，剩下的钱除花销外，我和曹琴直接分了。”张涛尝到甜头，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和“南妹”的联系也日渐频繁。

“不是偷、抢来的，没人追究”

经讯问，“南妹”说自己名叫周珍花，广西南宁人。回忆起在出租车上抱着的那个女婴，周珍花印象深刻：“当时我给孩子穿着浅色的衣服，用红色猫头图案小毯子包着。”

2017年9月25日，一位自称是孩子母亲的女子将这名女婴交给周珍花：“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17天。我丈夫有病，我们不想要了，你帮忙把她卖掉吧。”周珍花谈好价钱为4.9万元，自己的报酬为6000元。对方点头同意。

“我就像打工一样，把一个孩子卖掉，可以得几千元好处费。”周珍花说，她第一次卖到磁县的孩子是李红给她的，“我和李红是在广西的一家棋牌室认识的。听说她是送婴儿的，我就让她帮我找送婴儿的活儿。”通过李红的介绍，开始有人主动联系周珍花：“有孩子可以卖，如果你要，我们就送过来。”

对于李红介绍买卖的儿童数量，周珍花前后供述不一致。她还交代，李红并不是唯一的介绍人，还有阿香和小青等人。“我经手的第3个孩子，阿香说孩子的父母想生男孩，想把女婴送人。第5个孩子，小青说是一对云南夫妇的私生子，孩子父母不想要。”然而，之后的讯问中，周珍花又否认存在这些介绍人，“基本都是孩子父母直接联系我。”

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显示，周珍花共拐卖儿童11起，其中9起是通过张涛卖掉的。张涛曾询问这些孩子的来源，周珍花回答：“孩子是从穷地方来的，不是偷、抢来的，没事儿，没人追究。”张涛告诉记者，有一次，趁周珍花去洗手间时，自己还翻过她的外套口袋，“就想看看是否有证件”，却一无所获。

2017年9月27日案发后，张涛逃往甘肃。他告诉记者：“当时抱着侥幸心理待了十多天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决定投案自首。”磁县公安局前往甘肃带回张涛。

与张涛有交集的另一个人物是李小凤，她从张涛手中接手过2名儿童并转卖，此外，还从另外2名妇女手中转卖过4名儿童。

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2名犯罪嫌疑人在磁县高速路口落网的次日，磁县检察院在舆情常态化监控中发现“人贩子在磁县高速口被抓”的消息后，及时联系磁县公安局，对消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2017年9月29日，磁县检察院未检科办案组参加磁县公安局案件讨论会，并提前介入磁县公安局城关刑警中队对该案的侦查，与公安机关一起商量案件侦破思路。

　　不能让被拐卖儿童受到“二次伤害”

“11名被拐儿童现被安置在鲤城区福利院……”这是福建省泉州市检察院未检处向省院未检办提交的第五份《拖某某等9人涉嫌拐卖儿童犯罪、张某某等4人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一案阶段性汇报材料》中的内容。

目前案件一审仍未判决。“我们期待11名儿童都被合法收养!”4月17日，泉州市检察院未检处处长洪藜莹告诉记者，该院承办人在办案的同时，对被拐卖儿童一直在跟踪协调安置，其间遇到不少困难，需要司法机关、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形成有效合力。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未检检察官王玮，她承办的“浙江温州章显辉等35人拐卖儿童案”(下称章显辉案)在今年3月底入选全国妇联第二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她认为，应加强社会福利机构、儿童救助保护机构建设，杜绝被解救儿童被寄养在收买人家庭等怪现象。

“父母卖儿”“零口供”导致孩子“回家难”

1月16日至17日，拖某某等9人涉嫌拐卖儿童犯罪、张某某等4人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一案(下称拖某某案)，在福建省德化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泉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樊美清及该院未检处两名检察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本案为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受到各方关注。在两天的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详实、系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拖某某从四川省联系新生男婴父母或即将分娩的孕妇，以人民币4.5万元至9.8万元不等的价格买卖男婴11名，从中收取介绍费非法谋利。办案中，泉州市检察院成立专业化办案组，克服了涉案人员众多、犯罪手段专业、被拐儿童数量大，犯罪地跨省、讯问补证工作量大等系列难题。不过，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安置难度之大，还是超出了预想。

“送被拐卖儿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是解救安置的第一选择。”洪藜莹表示，2015年8月，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于打拐解救的儿童，应首先寻找其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并及时送还。查找不到的，应送社会福利机构或救助保护机构临时抚养，并采集血样、发布寻亲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方可进行送养。

但在办理拖某某案中，洪藜莹和同事们发现，11名被拐卖儿童的信息，在公安部的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中查找不到。“如果找不到亲生父母，则无法认领回家。”洪藜莹痛心地说。

问题在于，“出卖亲儿”的父母，也并不会随着主犯、从犯的落马而自然浮出水面。洪藜莹介绍，在拖某某案中，第一被告拖某某、第三被告陈某某在侦查阶段始终“零口供”，在检察官提讯后他们供认了部分犯罪事实，但并没供述出11名儿童的亲生父母真实信息。“被告人声称，婴儿父母只提供了这些身份信息。时至今日，11名儿童的亲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未能查找到，这为安置工作带来难题。”洪藜莹说。

王玮对被拐卖儿童的“无家可归”也深表痛心。她告诉记者，在她承办的章显辉案中，被拐卖的儿童共计27名，仅15名得以查明去向并获解救，但通过公安部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同样找不到15名儿童的任何信息。最后，仅2名婴儿找到亲生父母，其中一名因家境贫寒不愿领回，另一名是未婚私生，经司法机关多次做思想工作后，由外公外婆领回抚养。

在王玮看来，被拐卖婴幼儿“无家可归”还有几方面原因：犯罪地横跨云南、浙江、福建等多省、市;经层层转手，交易对象、中介人经常变换;被告人存在畏罪心理，为掩饰罪行、包庇下家，往往不愿如实交代婴儿去向、收买人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