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30年见儿子 [生活]

韩峰和他的修表摊。

1987年6月，绵阳市成绵路，韩峰年仅6岁的儿子在自家修表摊前失踪，疑似被拐。而后两年，韩峰找遍邻近区县，远赴辽宁、陕西，儿子依然音讯全无。30年过去，成绵路上的小市场已高楼林立，韩峰的修表摊却如一块磐石，仍是当年的模样。多年来，韩峰除了春节休息几天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早上7点骑自行车出门到11公里外的修表摊，一边修表一边苦苦等待奇迹。韩峰说，不想也不会强迫儿子能回到自己身边，只愿能再见他一面就好。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摄影报道

走失

埋头修表时儿子不见了

7月24日下午3点，绵阳市涪城路与成绵路交接处，韩峰坐在修表摊前用手机看着视频，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这个时间点，少有客人光顾。韩峰今年65岁，老家在遂宁蓬溪县，1979年到绵阳修表谋生。1987年，在绵阳站稳脚跟后，他从老家将家人接到了身边，这一年，儿子小君6岁。韩峰修表摊摆在原成绵路边的会仙楼下，这里曾是绵阳市的汽车客运站，旁边还有一个市场，人流量大，修表的人也多。说起儿子被拐走的事，韩峰记忆犹新。我记得那天应该是6月1日，我当时正在给一个男子修表，修好后，抬头一看，客人没在，孩子也不见了。韩峰肯定孩子是被拐走的，他回忆说，发现儿子不见以后，他就近询问其他商铺。一名售货员告诉他，看到有一个男子买了一包饼干给了一个小男孩，然后就一起走了，但是去了哪个方向，并没看清楚。根据售货员的描述，韩峰认定那个陌生男子就是让他修表之人，被带走的正是自己儿子小君。因为儿子右眼有点偏大，嘴唇上的疤痕是玩耍时摔伤后留下的，售货员描述的男孩体貌特征和小君完全吻合。

苦寻

未放过任何一个信息源

自那天起，韩峰便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路，从绵阳市区到邻县乡镇，他的足迹遍布周边多个市地。1988年，一个李姓男子找到他，说知道他儿子的信息。随后，这名男子给韩峰提供了一个位于陕西宝鸡、详细到具体门牌号的地址，并坚称这里能找到他儿子。考虑到连门牌号都能说清楚，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就相信了。韩峰说，绵阳警方还给他开具了一份介绍信，表示去带回儿子时可以寻求当地警方帮助。可结果却并不是韩峰所预料的那样，地址是虚假的，也没能找到关于儿子的一点信息。李某某故意骗我的，宝鸡并没有我的儿子，他只是为了在途中偷我们的东西。为找寻儿子，韩峰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辽宁。1989年，当时有人告诉他，小君可能被卖到了东北。前一次被骗的经历，并没有打消他寻子的念头，韩峰马不停蹄赶到了辽宁，多番寻找，终失望而归。就在上个月，韩峰还突然接到一个关于自己儿子线索，只是结果一往如常。老韩就这样，至今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信息，不管真假。

痴等

原地摆摊30年等待奇迹

外出寻子多次无果后，韩峰停止了漫无目的的寻找，跟家人商量后，他回到了儿子走失的地方，重新摆起了修表摊，用最笨的办法苦等儿子出现。这一等，就是30年。每天早上7点，韩峰准时出门，骑着自行车，带着饭菜，从绵阳市高新区菩提寺前往成绵路，晚上7点又骑车回家，来回超过22公里。30年来，除了过年休息几天，韩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现如今修表这个行当不挣钱了，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但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边修表边盼着孩子出现的生活，年龄大了，也不准备干其它的了。韩峰说，这些年来，他没少因为占道经营被城管撵来撵去，他们有他们的规章，但我也确实不愿意离开这条街。绵阳城管直属一大队队长王轲告诉记者，今年6月，城管扣留了韩峰的钟表维修车。韩峰来取扣留的车时，王轲提出帮他在社区另谋一份差事，不要继续占道修表。他不答应，然后才跟我讲，他是为了在成绵路上等待丢失30余年的儿子回来。了解了韩峰的情况后，王轲很受触动，便多次联系城北街道办事处以及成绵路社区相关负责人，决定设立一个便民服务点，供韩峰开展维修钟表便民服务活动。

心声

苦等只愿再见儿子一面

儿子走失后，韩峰有了一个女儿，如今已成年。韩峰说，这些年，妻子女儿都没有怪过自己，一直默默支持着自己，有愧疚，但仍狠不下心，还是想继续等着。现在，韩峰精心保存着小君唯一的一张照片，用手机翻拍后发给了朋友，些许模糊，但也是儿子留给家人唯一的念想。他的照片不是单独照，是在他四五岁时，我弟弟一家合影，他躲在后面，突然冒出来，闯入镜头，无意中给拍下了来。韩峰说，儿子不见了后，他就把这张合影照片拿到了照相馆，单独对儿子进行了翻拍，一直保留到现在。一年又一年，算起来小君也已37岁了。韩峰知道，时间过得越久，找回儿子的希望越渺茫，可他说仍会坚持找下去，等下去。我不想也不会强迫他回到我身边，我只是，想再见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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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色慌张的女子，哭闹不停的婴儿，让出租司机起了疑心。随着他报警，一起特大拐卖、收买儿童案浮出水面

罪恶的生意

两名犯罪嫌疑人辨认位于峰峰矿区的拐卖、收买儿童的出租屋

当时觉得她们两个人抱着一名不停哭泣的女婴特别可疑，于是在途中收费站，我借机下车，让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忙报了警。出租车司机彭某回忆道。

2017年9月27日下午2时，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邯郸支队磁县大队接警后，随即将出租车上的两名女子当场控制。经侦查讯问，一起横跨多省、20余名人员涉案的重大拐卖、收买儿童案开始浮出水面。

目前已到案犯罪嫌疑人22人，捕后在逃4人，涉案15名儿童，已解救9名。目前，该案正在审查起诉。2018年4月28日，河北省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透露。

出租车上的女婴是第九个

我买过一个女婴，就是现在的女儿胡小静。河北省磁县某村村民李庆霞啜泣着对办案检察官说。

李庆霞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出车祸去世了，另一个智力有问题，她一直想着抱养一个女儿。2015年12月，丈夫的叔叔胡忠说，有人在为女婴找买家，不会低于6万元钱。尽管家里不宽裕，李庆霞和丈夫还是决定凑钱。

第二天下午，在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位身形略胖的女子指着身旁40多岁的女子对李庆霞说：这是孩子的姥姥，这个女婴是她大女儿生的。李庆霞看着床上的女婴问：孩子的出生证明在哪?对方答：私生女，在家生的，没有出生证明。

李庆霞和丈夫斟酌再三，先付了5.5万元，剩下的5000元，回家确定孩子没问题后通过银行卡付清。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都是通过叔叔胡忠和对方联系。李庆霞说。

经过侦查，和胡忠对接的男子名叫张涛。李庆霞收买的女婴，只是张涛拐卖女婴中的一个。先后共卖过9个孩子，都是女婴。在邯郸市磁县公安局看守所，张涛告诉记者，在出租车上被报案后解救的那个女婴，是他拐卖的第9个孩子。

被问及是否亲自照看这些女婴时，张涛摇头：主要是曹氏姐妹负责照看，我只负责联络。张涛说的曹氏姐妹，是峰峰矿区彭城镇人，姐姐曹琴在丈夫去世后，由于没有工作，平时靠说媒挣点生活费。而妹妹曹灵，则是开头提到出租车上的女人之一，另外一位名叫南妹。

这些孩子都是从南妹手中买的。张涛说，他和南妹相识于2015年6月，当时我去邯郸找一个媒婆，在邯郸市第四医院旁边等媒婆时，听到几个人在讨论抱养小孩的事儿，南妹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主动问我，有没有人要领养小孩，可以联系她。张涛便和南妹互留了手机号。

一个多月后，张涛接到了南妹的电话：现在有一名女婴，你帮我问问有人要吗?张涛就此开始了买卖婴儿的生意。找到买家后，南妹坐大巴车从广西赶过来，在京港澳高速磁县服务区和张涛碰头后，即刻与买家见面，第一个孩子在6万元钱的现金交付后找到了新家。

我们给了南妹5万元多点，剩下的钱除花销外，我和曹琴直接分了。张涛尝到甜头，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和南妹的联系也日渐频繁。

不是偷、抢来的，没人追究

经讯问，南妹说自己名叫周珍花，广西南宁人。回忆起在出租车上抱着的那个女婴，周珍花印象深刻：当时我给孩子穿着浅色的衣服，用红色猫头图案小毯子包着。

2017年9月25日，一位自称是孩子母亲的女子将这名女婴交给周珍花：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17天。我丈夫有病，我们不想要了，你帮忙把她卖掉吧。周珍花谈好价钱为4.9万元，自己的报酬为6000元。对方点头同意。

我就像打工一样，把一个孩子卖掉，可以得几千元好处费。周珍花说，她第一次卖到磁县的孩子是李红给她的，我和李红是在广西的一家棋牌室认识的。听说她是送婴儿的，我就让她帮我找送婴儿的活儿。通过李红的介绍，开始有人主动联系周珍花：有孩子可以卖，如果你要，我们就送过来。

对于李红介绍买卖的儿童数量，周珍花前后供述不一致。她还交代，李红并不是唯一的介绍人，还有阿香和小青等人。我经手的第3个孩子，阿香说孩子的父母想生男孩，想把女婴送人。第5个孩子，小青说是一对云南夫妇的私生子，孩子父母不想要。然而，之后的讯问中，周珍花又否认存在这些介绍人，基本都是孩子父母直接联系我。

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显示，周珍花共拐卖儿童11起，其中9起是通过张涛卖掉的。张涛曾询问这些孩子的来源，周珍花回答：孩子是从穷地方来的，不是偷、抢来的，没事儿，没人追究。张涛告诉记者，有一次，趁周珍花去洗手间时，自己还翻过她的外套口袋，就想看看是否有证件，却一无所获。

2017年9月27日案发后，张涛逃往甘肃。他告诉记者：当时抱着侥幸心理待了十多天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决定投案自首。磁县公安局前往甘肃带回张涛。

与张涛有交集的另一个人物是李小凤，她从张涛手中接手过2名儿童并转卖，此外，还从另外2名妇女手中转卖过4名儿童。

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2名犯罪嫌疑人在磁县高速路口落网的次日，磁县检察院在舆情常态化监控中发现人贩子在磁县高速口被抓的消息后，及时联系磁县公安局，对消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2017年9月29日，磁县检察院未检科办案组参加磁县公安局案件讨论会，并提前介入磁县公安局城关刑警中队对该案的侦查，与公安机关一起商量案件侦破思路。

确定收买儿童时间是关键

2017年10月30日，磁县公安局对927特大拐卖、收买儿童案5名嫌疑人提请磁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为案件开通绿色通道，指定案管部门专门窗口及时受理。

我们先后三次向公安机关发出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和案件补充侦查提纲，建议公安机关对本案嫌疑人采取查清身份、进行抓捕、上网追逃等措施使其尽快到案。在第二次审查逮捕时，其中5名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且证据比较充分，但为在逃人员，为使其尽快到案，我们对这5名在逃人员依法作出了批捕决定。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批捕后40天时间内，2名携被拐儿童逃跑的嫌疑人投案自首，2名儿童被解救。

邯郸市临漳县西羊羔村村民董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携被拐儿童逃跑的嫌疑人。在自首时，他坦言：我害怕进看守所，也担心你们不让我再养我的儿子，我就带着他躲藏了。

董大海和妻子结婚多年未能生育，2014年3月下旬，邻居郭美华问他：有个女人刚生了个男孩，不想养，你要不要?董大海回答得很干脆：只要不是拐卖的就要。得到满意回复后，董大海见到孩子，第一时间带他到医院检查，确认没问题后拿着病历本和出生纪念牌让医生看，医生说这的确是他们医院的东西。于是，董大海放心地从银行取了8.7万元现金交给中间人。

因本案的时间跨度较大，所以对案中涉及的收买行为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需要认真把握，这就涉及收买儿童时间的具体确定。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2015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15条将刑法第241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删除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记者采访得知，在被讯问时，多数涉案人员对时间的表述不够明确，常出现的表述有前年天冷的时候那年我们村庙会时过春节前等。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根据每名儿童被拐卖的条线进行梳理，通过查询当时春节时间、某村庙会时间等信息，来确定孩子被收买的大致时间，判断是否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

经过仔细甄别，办案检察官发现，董大海和另外一位村民李艳是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收买的。

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公安机关对两名收买儿童者进行传唤。董大海和李艳却携带被拐儿童外出，多次传唤故意不到案，警方多处寻找无果，我们在有证据证明二人为逃避处罚、阻碍解救而外逃的情况下，对他们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说。

另一名嫌疑人董虹在案中是为其表妹秦甜甜介绍收买了一名女婴，收到了其他中间人给的1200元报酬，但其随后就将钱退还给了表妹秦甜甜，也没有拿其他好处费。在拐卖条线中，对于这些起到居间介绍作用，并未取得报酬，或仅得到较少报酬的涉案者，应如何进行身份界定?

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解释，2010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指出：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据此，磁县检察院根据嫌疑人在该条线中起到的作用对其进行定性，并建议公安机关将董虹等人抓获归案。

在安置中彰显司法温度

我从来没有虐待过我女儿，虽然我没什么钱，但是只要有10元钱，9元钱就会花在我女儿身上。李庆霞一边流泪一边喃喃自语。

办案检察官回忆起李庆霞刚到案时，会拿出手机翻看储存的动画片：我女儿不看动画片就睡不着觉，这是我给她下载的，她每晚都会看。

尽管这种感情触及内心，但办案检察官知道，送被拐卖儿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是解救安置的第一选择。问题在于，出卖亲儿的父母，可能并不会随着涉案者落网而自然出现。截至发稿，已解救的9名儿童亲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没有任何线索，这为安置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2015年8月，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于打拐解救的儿童，应首先寻找其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并及时送还。查找不到的，应送社会福利机构或救助保护机构临时抚养，并采集血样、发布寻亲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方可进行送养。

磁县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将被拐儿童送至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并在磁县民政局儿童福利部建立了爱心联系点，同时制定了《爱心联系点实施方案》。我们对民政部门安置被拐儿童过程中接受、寄养等环节进行监督，防止出现拒收、非法接受、歧视、虐待、非法寄养等问题。磁县检察院检察长温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解救的儿童中，2名儿童在邯郸市社会福利院，2名儿童在磁县民政局救助站，5名儿童在磁县民政局儿童福利部。磁县检察院办案人员说，他们在儿童被解救后建议公安机关对被拐儿童进行血液采样，并在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比对。对福利院已接收的儿童也建议其在报纸和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上发布儿童寻亲公告。我们还将借助宝贝回家网、微博等平台为被拐儿童持续寻亲。

（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