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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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0-01-10 05:55:26 评论(「您妹妹已经通过了身体检查，我们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范姨和老杨先入场，确认捐献与接受的意愿。
我恍然大悟，暗自庆幸手术最终成功，范姨和老杨如今都能好好的。
哥哥的反对票
当我提及手术风险的时候，哥哥的声音陡然大了起来，就像是抓住了一个漏洞。
(为保护隐私，文中周晓风、范姨、老杨系化名)
当范姨的母亲操着重庆的口音，一顿一顿地讲出「我同意，我的女儿范 xx 捐献肾脏给丈夫杨 xx」的一瞬，彷佛有张砂纸从我心口摩挲而过。
我说，「你们家的材料总算弄齐了啊」。
「一般都会过的，到时候你们家里人都还要来开会。」
虽然很近，但是又不可亲近，范姨就那么小心翼翼地站着凝望，仿佛望着自己的生命，望着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最后，我看见范姨的父母走进人群，小声嘱咐几句，又退出来了；接着范姨也开口补充了些什么。
人群散去，我一手抱着厚厚的材料，一手关上会议室大门。
这时，范姨的表情轻松自然。她不能在娘家人面前显示出一点点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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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经手亲体移植手术，大多是直系亲属之间的捐赠，伦理审查只涉及一方家人，关系也比较简单，像这次这样的复杂关系，也是第一次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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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亲体器官移植牵涉到家庭、家族的财产、抚养、赡养等一系列问题，为避免后续产生的伦理问题，需要通过严格的伦理审查流程。
老杨病了快有 2 年。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让他面色灰黄，双眼暗淡。
开会前，范姨签下自己的器官捐献意愿书：
我们的工作人员架起摄像机，记录下会议上每一个人的表态。公证材料向医院的伦理审查小组汇报完毕后，患者双方亲属便开始入场了。
怕耽误后面的审查时间，我说：「那捐赠方家属之间再考虑下，请后面的家属先进场。」
以过往伦理审查会议的经验，亲人的反常表现，大多与某些利益没有谈妥有关。
更难以接受的是手术失败的风险：自己没有了一个肾脏，病人又没有恢复，人财两空。
配型成功只是肾移植手术的第一步。
然而，老杨年纪大了，等来一个肾源不容易。每年平均新增透析患者约有 5 万人，而在 2017 年我国只有 8128 人等来了捐献肾源。
很快，老杨的新鲜血液流过了新的肾脏。范姨的左肾在老杨的体内，有了新的搏动，见到正常的尿液流出。
亲体移植手术总与亲情相纠缠。范姨有些害怕，却也没退缩。
全身体检、肾脏血管造影、HLA 配型（人类白细胞抗原）......不久，结果出来了。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肾移植手术中最艰难的，也许不是手术本身，而是亲人之间的博弈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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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亲属做这个手术吗，并且承担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吗？」
「你清楚这个手术可能的风险和并发症吗？」
伦理审查会议在 5 月的一个下午召开。除了范姨和老杨的直系亲属，大家族里的其他人也都来了，二十多人乌央乌央地汇集在会议室门口。
伦理审查委员会说出「医院伦理审查通过」那刻，两家人表情都有些凝重，老杨和范姨的脸上，也不见笑容。
范姨不一样，她要救老杨。多年打拼终于换来如今的生活，丈夫却要开始靠透析延续生命，她不甘心。
根据规定，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换肾手术就没法进行。
伦理会陷入僵局。
「那我也做不了主。」
「他为什么会这么问？」这是我第一次在伦理审查会上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叫周晓风，是江苏某三甲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从医以来，肾移植手术做过不少，但夫妻间要做亲体移植的，还是第一次遇上。
和老杨的大女儿聊天，我才知道范姨家人好些不同意，反复劝了好久。言语中，我听出有些亲戚还提了条件。
范姨的所有家人也需要公证，但我发现其中花的时间，明显比老杨家人的长。她每次来都很压抑，满脸的沉重。她身上开始那股乐观的劲儿，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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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陆续续，我收到老杨家人的材料。每给我一份，他都会长长松一口气。
肾移植，是像老杨这样终末期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
当我问，「你们确定要亲体移植手术吗？」范姨抢着答「是」，老杨的表情则有些无奈。
等待最后一份公证书
作为父亲，他不会接受来自女儿的捐献；至于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上了年纪，也有自己家庭与生活，他没法开口。
不过，我也暗自松了口气，「人能来，说明没什么问题。」
它开始工作了。
「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我们已经根据患者的指征，做了相应的风险评估。您的妹妹是符合手术条件的。」
换肾
毕竟别人的家事，我只能安慰：「能拿到材料就好了，你也不要多想，我这边帮你尽快申请。」
听说，范姨的兄弟姐妹也都四散在各地打工生活，一年都不一定可以见上一面。
终于等到了手术那天。
哥哥回答前总带有一小段时间的沉默，然后小声附和着，听起来他好像在犹豫些什么。
两家人大半年的煎熬，是生还是死，得与失，现在还是未来，范姨和老杨两个人的肾脏，甚至是性命，一切的一切都会在今天落定。
愿意做亲体移植的人并不多见，而且也并非想做就能做。
亲体肾移植的手术整整持续一天，漫长而充满危险。手术台上，我和我的同事用上了所有的专注与小心。
还没等我开口，大女儿朝我笑了笑：「不过现在都过去了。周医生，真的谢谢你。」
现代医学的进步，让医生可以把一个人的肾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让生命得以延续。然而，面对至亲之间的感情裂痕，人们依然束手无策。
一切都结束后，范姨的肾被特殊纱布包好，放进装满冰块的储存箱，等待下午的移植。
接着是范姨的哥哥，同样的问题。
范姨与老杨的配型竟然成功了，并且她的身体状况符合捐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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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老杨与范姨是夫妻，但并无血缘关系，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是一对「陌生人」，配型成功的几率就更低了。
她向我道了谢，说：「周医生，我只想我们一家人完完整整在一起，拜托了。」
不知道他们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没多久，所有人重新回到会议室，哥哥一改之前的强硬，同意了范姨捐献肾脏。
老杨这边的家人，或许觉得天然「理亏」，远远地躲在一边。
「这些我不懂的，你就说能不能 100% 保证我妹妹的健康？」
没有血缘关系的配型
如果不手术，老杨将在接下来漫漫人生中与透析相伴，毫无生活质量。
我看了看手机，快到晚饭时间。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院里的领导，都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该为这家人欣慰，还是为他们担忧呢？
审查大会从下午 2 点开到了 5 点。日渐西斜，会议室里的光影慢慢变得橙黄。后面的所有的家属都一致同意手术，只剩下范姨的哥哥沉着不说话。
「清楚。」
出院那天，两家人说说笑笑地挤满病房。回想三个月多前，刚开完伦理会时两家人愁容不展的样子，那张粗糙砂纸仿佛又经过了我的心口。
尽管波折，我还是松了一口气。
范姨的哥哥穿着洗得发白的工地制服，身体瘦削，看起来这些年过的并不是很顺利。
范姨的眼睛亮了起来，她高兴却也难掩忐忑。即便是没有医学常识，她也知道从自己身体里拿出一个肾脏意味着什么。
失去又得到，存在又消逝。
对于捐献者来说，虽然保留一个肾脏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生理需要，但毕竟取肾手术有一定风险，而且创伤是不可逆的，未来也无法预料留下的肾脏能否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
「我没办法 100% 保证。」
再安排这样一场伦理审查会议，让两家人都聚齐，不知道要在几个月后。想到老杨一天天变差的身体，我不由得捏把汗。
僵局
到了开伦理审查会的那天，老杨和范姨父母与兄弟姐们都来了，真的全都来了。他们中有人要专门请假，有人来回坐火车要花上一周。
一时间，我被反问得有些懵。
我们先暂停了会议。会议室外，范姨一家人围在一起，小声争论着什么。最中间的是范姨和她哥。
老杨和范姨都有兄弟姐妹，双亲也都健在，因此，所有人都必须到公证处办理同意手术的书面证明。哪怕其中有一个人不同意，移植手术也无法进行。
下午是最终的肾脏移植手术。手术刀划过老杨的右下腹部，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范姨的肾放进老杨体内。所有血管缝合完毕，打开血管通路，并将输尿管接通到膀胱。
回答结束后，老人家拿起笔，在公证书上签下自己写得并不熟练的名字。
能下地后，范姨便迫不及待的跑到重症监护病房门口（为了避免感染不能进去），看看老杨。
今天恐怕是没法有结果了。
老杨每次陪着范姨，默默不说话，就局促地站着，从来也不催促。由于疾病进展，老杨脸色比之前更差了。
这时，老杨却病了，尿毒症，需要换肾。
范姨有空了，就坐在床边看着老杨；老杨也总是傻傻笑着，两个人的手常常紧握在一起。
范姨当时 45 岁，老杨小她 2 岁，两人结婚整 20 年。
我对照着家族谱，一个个清点还有哪一位家属没有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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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姨眉头锁得紧紧的，她哥哥则一言不发。
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间，配型的成功率相对较高，但老杨并没想过。
等到老杨出院那天，两家人又都来了，帮衬着收拾老杨和范姨生活的用品。
「你是病人的什么人？」
范姨半天左右就醒了，老杨则需要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进行一系列的严格监控和术后护理，确保不会发生移植排异反应，通常恢复时间要半个月到一个月。
靠在会议室门口，我偶尔能听见几句周围亲戚的场面话，大意是「来都来了，你搞这一出是怎么回事？」
第一波进来的是范姨的父母。他们来自重庆，身材是相似的瘦小，长期的土地劳作已经让他们的肩头微微前伏。已然完全是老人的样子了。
「还要他们都过来啊？」
伦理会上，所有亲人都来了
从上午到傍晚，整整 8 个小时，手术成功。
「多高的风险？你们能不能保证我妹妹的健康？」
老杨有些动容，却也只是说了句：「我和老婆还是有缘分。」从妻子身上拿出一个肾脏，于老杨而言并非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上午，我们仔细地分离出范姨的左肾，切断它与身体相连的血管，用最快的速度把切除的肾脏取出来。
范姨主动提出试试看自己的。
只不过，之前我一直是个旁观的外人；而今天，面对范姨哥哥的诘问，我好像完全卷入了患者的家事中。
或许是尿毒症已经消耗老杨太多，他说话声音并不大，总是微微耸着肩，唯唯诺诺的样子，像是已经向疾病低了头。他对于这桩手术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你知道这个手术吗？」
「手术不成功怎么办呢？」
肾源稀缺，亲人间的捐赠，是被国家允许的。
三四个月过去，时间从深冬到了初夏，老杨已经经不住来回跑了，大女儿来代替他交最后一份亲戚寄来的材料。
捐献人 范 xx 在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欺骗或者利诱等情形和完全了解器官切取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的情况下，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自愿、无偿捐献其 肾脏 ，由 xx市第一人民 医院主管医师 xx 移植给接受人 杨 xx ，以挽救其生命。
老杨的身体经过透析，难以久坐。范姨就一直紧挨着他坐，腾出一只手搀着老杨。他们将一直在场内，见证亲人的表态。
我不知道。
或许想起这几个月的不容易，老杨大女儿眼圈红了，问：「周医生，手续都办好了，审批会不过吗？我爸，他身体越来越差了。」
取出的肾脏需要立即用低温灌注液注入动脉，冲走残存的血液，并浸入冰水中降温，减轻细胞损失。同时，我们精细修剪了范姨左肾周围的组织，使它能够与老杨的身体顺利吻合。
「我是她妈妈。」
第一次见着老杨和范姨是在主任的办公室。
之前接诊的患者中，即使是亲生子女与父母，也有因为 HLA 配型（人类白细胞抗原）不成功，最终只好放弃手术的。
1 米 65 的个子，让微胖的范姨看起来有些强壮。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有巴蜀女性特有的坚韧与笃定。
「伦理会上，舅舅不同意，是担心手术万一失败，老人的赡养要他一人承担，还担心家产的事情。后来还是外公外婆说，以后养老不麻烦大家。我妈也和舅舅保证，不会让舅舅多承担一分，还答应放弃家里财产.......」
范姨决定把自己的一颗肾脏，给老杨。
我猜，范姨救老杨的心，难免化为竹篮打水，夫妻间的配型成功几率并不高。但尊重他们的意愿，还是安排好了检查。
「知道。」
万幸，后来的一个月，没有发生排异，老杨恢复得很好。老杨体内，范姨的肾正常地工作着，他的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亲人们也轮流来医院照看范姨和老杨。
夫妻俩都是从重庆来的打工者。经过几年打拼，好不容易在江苏安顿下来，子女也长大成人，有了稳定的生活。
离开医院前，范姨的女儿跑来向我道别，闲聊间，和我说起了伦理大会当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