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青

你的记忆，决定了你的相信或不相信，决定了你忠诚于谁、反叛于谁，决定了你的爱和恨。在台湾成长，从威权走到民主开放，从什么都相信到什么都不相信，到自己去决定忠诚和反叛的标准，我以为我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了然于心了。我记忆中该修复的，该重建的，该抛弃的，该紧紧拥抱的，我都知道了。

一直到我认识了赵先生。

赵先生1934年在山西平遥出生，十二岁不知所以地参了国民党军，“打共军”——我们现在常常谴责非洲很多国家用儿童兵，忘记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儿童兵普遍得很。

赵先生不知所以地打仗，十四岁被俘虏了，就编入解放军，打国民党军。十七岁发现自己送到了敏感字符战场，打美军。又被俘虏了，在1954年成为 “反共义士”，到了台湾。

 “反共义士”我是有记忆的。大概和我的好朋友严长寿先生差不多，所以我用他的记忆来说。他六岁，被大人扛在肩头，欢欣鼓舞地站在台北街头，欢迎投奔的“反共义士”。“那真是万人空巷啊！”他说，连六岁的小孩都记得那份普天同庆的兴奋。

在我往后的记忆中，“反共义士”手臂上身体上都有蓝*的刺青。岳飞的母亲在儿子背上刺“精忠报国”，“反共义士”在身上刺“青天白日”、“反共抗俄”。都是那个年代向往自由、表达赤忱的方法吧，我想。

但是，眼前这位八十二岁的赵先生告诉我的是，在俘虏营中他如何目睹两个想回老家不愿刺字的年轻战士如何活活被打死，而他手腕上已经刺青的“国旗”，当他恳求说“想回家”的时候，手臂上那面“肉国旗”就被生生地用刀片再割下来。

我还能相信我的记忆吗？

身体上都有蓝*的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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